從侯友宜事件看檔案開放的重要性

出版時間:2018/11/22 20:36

江子揚/政治大學研究員

屆臨2018年中華民國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前夕,競選過程因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前副主委不當言論所衍發的「侯友宜事件」,侯友宜先生作為當屆新北市市長候選人,過去曾在警界服務並擁有豐富資歷,處於解嚴前的威權時刻、非常體時期制架構下,軍警特原本即具有國家公權力乃至國家最高領導者個人意志的執行者特殊身分,歷經政治轉型後的新興民主社會,針對前述國家執行者的軍警特往往為受到首要關注,並唯有透過檔案檢視過程,方得以還原事件原委與史實真相,因此檔案的開放與管理有其必要性。

針對政府資訊以及有關檔案取得與應用,政府資訊公開法制的一般原則,主要分成:「最大限度公開原則」、「行使資訊自由權的管道落實原則」、「例外與限制解釋從嚴原則」等三構面。

最大限度公開原則指涉,「適用於政府所有機關之資訊及檔案,包含立法及司法機關,並且政府主動公開資訊為原則」;行使資訊自由權的管道落實原則指涉,「國家建立政府資訊制度和組織程序設計配合,以及審查與救濟制度,人民就資訊公開和揭露或資訊自由的權利方獲得確實的保障而可實現」;例外與限制解釋從嚴原則則指涉,「資訊公開與揭露之權利與國家安全、商業秘密、個人隱私等權利及利益發生衝突時,產生政府資訊例外不公開之情形;為避免破壞人民獲取資訊權利的完整性,對於不公開之例外應從嚴解釋」(張郁質,2017)。

著眼於民主進程監督以及法治持續性,特別是系統性侵害人權事件有關檔案不應受到扣留(withheld),因此舉將進一步困碍針對加害者究責與受害者救濟可能,置於轉型正義脈絡下,「確保真相、正義、賠償、不再發生的目的,向社會開放人權侵害事件的相關檔案,會是大於一切的公共利益(overriding public interest)。

成功的政府應該立即保護和保存檔案的完整性,並且不延遲公開,任何包含舊政府所隱藏資訊之檔案資料」,特別是以下幾種情況:(1)導致人權侵害事件行為疏失、發生日期與情形、失蹤者抑是受害者遺體確切位置;(2)受害者身分須符合受害者與家屬、目擊者隱私和其他權利並受到保障,以及匯總其人數及與人權保護相關特點;(3)加害者個人與所屬相關組織資訊,並包括行動領導人與控制程度有關訊息;(4)人權侵害事件之因以及何以無法阻止人權侵害事件發生有關資訊(張郁質,2017)。

台灣轉型正義工程現勢,未能有效進行人事除垢(lustration)或至少是有關人員清查過程,其本因在於有關檔案開放與管理問題。檔案開放與管理重要所在,除揭露既往威權時刻的人權侵害情事而凸顯平反價值外,其更積極意涵在於,排除個人主觀敘說而透過檔案資料載述,客觀針對特定事件乃至事件關係者進行公開且平衡評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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