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檢充分合作的前提是:建立實質平等的地位

出版時間:2019/01/21 09:01

梁欣丞/中央警察大學博士生

因內政部長徐國勇對於廢除《調度司法警察條例》的支持,又「再度」掀起了相關認同與不認同的筆戰。之所以強調再度,表示廢止與否的政策流早已醞釀許久,而現今政治流亦開始充沛起來,就等著社會流是否能與之交織而開啟政策窗了。因此,整體社會氛圍是否支持廢止呢?筆者不敢斷下結論,然而從近幾年社會對院檢系統的不信賴以及最近不斷發生私刑正義等情事來看,或許支持廢止的聲量是相對較高的。
 
以筆者的實務經驗來說,多數警察均有警檢合作的認知,也常聽到同仁談起與檢察官合作辦案的過程是如何的順遂與和諧,顯示警檢合作其實早已成為常態,更是維繫社會治安不可或缺的手段。然而,很不幸的,也曾聽到同仁說道被檢察官胡亂指揮或必須對渠等惟命是從的荒誕情事。
 
只因有本條例的存在,造成某些不肖檢察官擅用濫用,並經常擺出優越的心態來面對警察,反而嚴重破壞了本來應該和諧互助的警檢關係。因此,既然警檢合作已是常態且為國家之福,為何明顯存有上下指揮地位的法令不應該廢止?既然已經如諸位警界教授、前輩及檢察官撰文所稱警檢的關係可以適用各種法令來因應,為何本條例仍有存在的必要?
 
章光明教授曾提到,一個只研究法律文意的法匠是無法得到社會認同的,因法律內涵必須與社會接軌,而這也是法政策學最主要的核心概念。惡法亦法,但因為無法被社會所認同,就應該有所修正,修正成符合實際現況及人民得以合理期待的法令。因此,辦私案的檢察官及不符合人民期待的奴才檢察官會是個案嗎?既然法理有解釋的空間,或許只是某些個人認事用法的認知不同而已,但不合時宜的法令只要有存在的一天,就無法避免有被擅用濫用的可能。
 
我國警察學泰斗梅可望先生亦曾說,警察學是經驗與研究的累積,就經驗來說,警察與檢察官工作的目標雖然都在發現真實,但打從一開始的教育與後續的訓練對於發現真實的觀點即不甚相同,警察偏重的是如何應用透過長期經驗累積的實務技巧合法發現真實,與檢察官偏重在鑽研法學素養合法發現真實的方向是不一樣的。況且,誰沒有當過菜鳥?誰沒有因為不熟悉各項操作流程而可能導致缺失?
 
警察是這樣,檢察官當然也是這樣,大家都是透過經驗的不斷累積,加上持續的研究才得以越來越進步。因此不斷數落警察在偵辦刑案過程中的缺失來強化檢察官監督的正當性,其實是有失公允的。警察的人員眾多,最近幾年新進的員警多達上千人,加上需要透過警察處理的案件種類繁多、需要理解的法令多如牛毛及城鄉案件量的差距,會出現有案件偵辦缺失的員警當然無法避免(但警察的學科訓練及相關教材均有不斷的進行訓練與模擬,就是為了讓警察的案件偵辦品質提升),而有過一次經驗之後,曾經發生過缺失的員警難道就不會進步?
 
進一步言,難道就沒有很會偵辦案件與發現真實的員警?所以,若要藉由一竿子打翻所有人來否定警察爭取廢止本條例的論點,是不夠客觀的。況且,若真要論起所謂的監督機制,警察所受到的各種監督管道應該不是檢察官可以想像的,因為對社會或人民而言,檢察官遠在天邊,但警察人員是近在眼前的,加上警察天生具有干涉取締的原罪,因而警察的一舉一動是特別受到放大鏡檢視的。
 
綜合以上的論點,筆者提出幾點應該廢除本條例的理由:
 
一、處分權與排擠警力運用
 
這點是最令警察詬病的。
 
依據本條例的規定,警察辦理該條例規定事項,著有成績或有廢弛職務之情形者,該管首席檢察官或法院院長得逕予嘉獎、記功、記大功或申誡、記過、記大過,其廢弛職務情節重大者,並得函請該管長官予以撤職或其他處分,且該管長官應即切實辦理函復。
 
另外,受檢察官、推事之指揮命令者,應即照辦,不得藉詞延擱。亦即,當檢察官或法院因辦理偵查執行事件或辦理刑事案件時,有指揮司法警察官、命令司法警察之權,如果廢弛職務者,除得逕予懲處外,甚至可以要求警察的長官予以撤職。試問,雖然不少人聲稱根據實際的數據顯示根本沒有在用這個處分權規定,但在有這個明顯逾越機關內部管理權限的法令存在時,有哪一位警察甘願冒著被處分的風險來違抗檢察官?這時候對於警察或是檢察官來說都會產生一種矛盾的心理,明明應該要手牽手共同合作偵防犯罪,但卻因為有本條例的存在,不知不覺中就產生了我是主人你是奴才的畸形心態。
 
另外,雖然檢察官們口口聲聲說本條例只能用在刑事案件偵查執行上,但如果被有心人士拿來操作做其他事情,在恐懼前述處分權的預期心理下,警察真的能勇敢的說不嗎?誰能確保下次真要偵辦案件時不會遇到同一個檢察官(甚至還可能常常遇到)。至於本條例如何排擠警力的運用,已有多篇論述講得非常清楚,本文就不再贅述。只是在此亦要呼籲,讓警察的協辦勤業務減少,讓警力的運用回歸正軌,才是正確的道路。
 
既然在檢察官們的心目中,不論是指揮權(都是依據其他法令授權)還是處分權(根本沒在處分),本條例都很少在運用,且也認同還有很多的機制可以監督警察,那麼這個條例存在的價值何在?
 
二、不是在討論誰是偵查主體,部分人士過度揣測
 
筆者非常認同偵查主體的議題需要從長計議,因為如同多位投書檢察官所言,雙偵查主體的適用需要有很多的改變,很多做法與觀念尚且須從源頭開始著手,現階段或許還不成氣候;但是廢止本條例的議題根本與誰是偵查主體無涉,況且投書的警察也從未否定相關刑事法令中的警檢關係。
 
如前所述,討論是否廢止本條例的議題應該圍繞在對等兩個字上。唯有雙方站在同樣的基準之上,擁有對等的實質地位,才有辦法提高偵查能量,更可以彼此互信並共享情資與資源,彼此補充不足之所在。
 
三、署長親自推動勤業務改革,而績效主義是政治氛圍使然
 
最近警界最熱門的話題之一,就是警政署陳家欽署長親自至各外勤勤務機構聆聽員警對於勤業務的看法。在基層警力大量獲得補充之後,警察的勤務負擔是否能夠相應得到減輕?而這還得搭配不必要業務的減少,其中一項就是績效制度或績效評比內容的檢討,只要是合理有建設性的提議,署長都會採納研議。也因為政策並非能夠急就章一次到位的,所以必須透過漸進式的改變以逐步朝向良善的警察政策。
 
既然署長都已經站出來大聲疾呼應該要改革警察的勤業務現狀,表示警界對於績效制度的看法也是傾向於改革,期待能夠對於我國的社會治安產生更為正向的結果。每個團體都有績效制度,只是在整體政治氛圍重視破大案立要功的前提下,身負社會治安重責大任的警察也就不得不透過為數眾多的專案行動來獲取破案數據,以贏得政治與社會的信賴。礙於篇幅,在此不細究有關績效制度的議題,但要強調的是,警界從上到下都有改革勤業務制度的決心,毋須透過本條例的督促。
 
並非所有的問題都能夠形成政策,不同的觀點來看待問題也可能會有很不一樣的結果,但當一個問題能夠獲得廣泛的討論時,就代表這個問題很有潛力成為應該要納入議程的政策。警檢的互動與關係攸關社會治安的維繫,在致力於共同維護社會秩序的目標之下,建立一套平等互信的體制實屬必要。
 
韓國電影《追擊者》的一個橋段中,檢察官因為其主觀認為警察的辦案方式是不可信賴的,且也因過度自信而認為警察抓捕的嫌犯不可能犯罪,就要求警察立刻釋放嫌犯(警察無法拒絕),反而造成後續片中的女主角被嫌犯虐殺。這樣的情節是否與本例所可能衍生的問題很類似呢?
 
筆者仍然認為多數的警察與檢察官都是合作無間的,但只要其中仍存有一部能夠干預機關內部管理機制的法令,就難以避免遭受有心人士的刻意操作。因此,本條例的廢與不廢,應該是相當明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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