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師陳豐年:「累犯」是對事還是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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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時間:2019/02/18 00:02
司法院大法官因「《刑法》累犯加重處罰規定是否違憲」聲請案,已於1月15日召集公開說明會。論者認為,累犯規定確有違憲之虞而應加以修法。示意圖。資料照片
司法院大法官因「《刑法》累犯加重處罰規定是否違憲」聲請案,已於1月15日召集公開說明會。論者認為,累犯規定確有違憲之虞而應加以修法。示意圖。資料照片

陳豐年/律師、新北地檢署前檢察官

司法院大法官因「《刑法》累犯加重處罰規定是否違憲」聲請案,已於1月15日召集公開說明會,讓釋憲聲請人與專家學者表示意見。司法院大法官所提供之爭點題綱主要涵蓋:累犯是否有違反《憲法》一行為不二罰原則、罪責原則、比例原則與一事不再理原則等重要原則?對此,與會之四位學者專家詳盡羅列相關《憲法》與刑事法法理,認為累犯確有違憲之虞;而法務部代表則持相反主張,認為並未違憲且相當「接地氣」。

筆者基於下列幾點理由認為累犯規定確有違憲之虞而應加以修法:

一、首先,從刑事法角度觀察,台灣《刑法》採取的是「行為刑法」而非「行為人刑法」。換言之,在行為刑法下,行為人某一犯行的所有刑事責任,應該在確定判決所宣告的刑罰全部執行完畢後,即完全清算了結完畢。之後不能再以該人曾經涉犯該罪為藉口,加重或再科以任何刑事責任。否則,即有淪為行為人刑法之虞。  

所以,某甲如果因殺人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並入監服刑完畢,理論上就此殺人犯行已經清償完所有刑事責任。日後如果甲又涉犯竊盜罪,理論上國家不應再把甲先前殺人罪「前科」拿出來當藉口,以「累犯」之名加重甲的竊盜罪刑責。

其次,現行《刑法》第47條第1項累犯的規定,不分前、後罪的犯罪類型與犯罪情節輕重,一律規定「受徒刑之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而赦免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刑度要「加重本刑至二分之一」。此舉除顯有違反比例原則與平等原則之嫌外,亦易滋生嚴重後果。

就筆者實務經驗而言,曾經有竊盜犯於服完短期徒刑出獄後,5年內又因涉犯殺人罪嫌而被依累犯規定加重刑度。此處,該竊盜犯只是因為先前違反輕微的竊盜罪(法定刑: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0以下罰金),就必須在之後殺人罪(法定刑: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被「加重本刑至二分之一」。如此不但輕重失衡而流於嚴苛,更凸顯為何法院可以在無事證證明被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之前提下,就可以逕自直接加重殺人罪刑度,以達成嚇阻被告再犯之刑事政策。

二、從犯罪學觀點觀察,雖然美國賓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沃夫岡教授、費格利歐與雪林(Wolfgang, Marvin E., Robert Foglio, and Thorsten Sellin)三位學者於1987年發表的研究成果,提出劃時代的「慢性犯罪人」(chronic offender)概念——即某些一再重複犯罪者,與犯罪80/20法則(在此即指大多數的犯罪是由少數犯人所違犯)相互呼應。但對此等慢性犯罪人採取類似美國加州三振法案(three strikes and you are out)的刑事政策是否真能達到立竿見影成效?此在犯罪學界尚有爭執而未見定論。

況且,依照犯罪學者桑普森與勞勃(Sampson Robert & John Laub)的逐級年齡非正式社會控制理論(Age-graded informal social control theory),生命歷程是動態變化的,而人類在不同階段的生命經驗(尤其婚姻、軍隊服役、矯正學校、鄰里改變)將持續左右我們是否持續犯罪;更重要的是,個人可憑藉意志力積極中止犯罪,從而犯罪預測顯得荒謬無據。

職是,如果被告先前觸犯輕微犯罪,卻因累犯規定在之後重罪中被加重量刑,不但於犯罪學理上缺乏有力論據,同時也否定被告藉由意志力改變犯罪生涯之可能性。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刑法》之累犯規定確有違憲之虞而應加以修法。惟此釋憲聲請案目前仍在司法院大法官審理中,筆者期待大法官能妥善權衡,指引立法者將來修法之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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