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8的反思：當執法人員面對不正義的國家

出版時間：2019/02/28 16:15

蕭仁豪／警察
 
今天是為反覆提醒與反思存在的節日。關於二二八事件的史實考證爭議說法不一，但二二八事件到後來的白色恐怖，筆者認為對於執法人員而言，這個歷史的重點最終不是在於「誰是作亂份子」這種問題，而是在於，對於國家的行為有明顯的不正的時候，執法人員應該如何自處。這個問題即使是看似民主化的現代，其實也是一樣的。
 
例如警察的績效制度，長期以來是一個備受爭議的問題。績效制度不合理，不合理之處一個部分可能是目標不理性，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因為那涉及預測、評估與校準的科學，但警察機關顯然沒有那個科學能力去應對這件事；而另外一個不合理的原因在於，相關的標準、制度設計顯然「違反法律原則」。
 
「斬手專案」將拘提從例外顛倒為原則、「安居專案」將羈押從程序保全最後手段硬拗成案件調查的策略。除此之外，對於一般警察人員要求盤查件數、線上立破案件，無異於要求警察人員去挑戰與擴張釋字第535號解釋的界線，或是無視警職法的限制，濫用臨檢、路檢、家戶訪查為常態性勤務。
 
而如果績效目標實際上不可能達成，就會說「應善用執勤技巧」，而如有基層警察人員觸法，那就是「個案問題」、「技術問題」，錯的永遠不會是政府本身。
 
雖然，即使沒有績效要求，也不一定代表執法人員執法品質就會提高，但是那也不意味國家就可以變相強迫執法人員「用執勤技巧挑戰法律界線」。
 
而理所當然的，現在這個問題引發警檢院辯四方不滿，造成基層警察人員身涉觸法風險、過勞問題、檢院案件過量難以消化、律師質疑有侵害人權問題。
 
這就是為何對於執法人員，其實應該深思二二八事件到白色恐怖這段歷史的意義。
 
在警校與相關訓練時總是反覆強調警察是執法人員、主持正義，但從未說到，若國家顯然是要不正義的、顯然要違法的時候，那執法人員到底要怎麼辦。但是筆者認為前幾日某幾篇對於績效制度的回應就讓人覺得可嘆。總之這些回應的意思是績效是絕對的，法律不是問題，為了績效與政策，國家可以違背法律原則。若是如此，到底為何要有執「法」人員呢？
 
如果審視關於績效制度這件事，會發現當代的警察政策其實已經默默的在重現當初納粹使用的方法。績效制度在美國，長期以來也是一個問題，在去年已經變成一個不小的爭議，紐約市警察局一直試圖發展「種族剖繪」。假設台灣的績效制度是對於數量的迷信，美國警察就是對於分析的迷信。
 
只有中共有「社會信用制度」嗎？美國也有，而這只差在美國警察如果公開使用會被譴責，而也有美國警察人員公開揭露這個問題被噤聲。但是美國確實利用警察的績效配額制在建構一套系統，跟納粹無異，試圖以民眾的身分、身體衣著特徵去執法。
 
這就是一種當代的迷信，過去的納粹相信優生學、相信亞利安主義，現代的台灣警察相信KPI（而且那甚至不是嚴格定義下的KPI）、紐約市警察相信統計分析。
 
績效制度的組成是數字、公式、看似明確的得分系統，它是全然中性的，但它也是全然不語的、是麻痺的、是「希望你不要意識到每個數字的加總其實都代表一個人的人生」。
 
績效制度的不合理，不僅在於過勞、標準荒謬，績效制度的不合理，也是因為這個制度的全然冷漠，這個制度蔑視所有存在這個制度之下的人，這個制度說謊，而有人願意依賴這個謊言而生活，更多人會為了這個制度盲目。
 
這世界不是依據某個天降的得分表運作的，警察績效制度也不應該成為現代的神話故事。對於警察績效制度這個問題，所求與所欲討論的，也只是在於對「何謂法治」的共同反思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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