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采】張惠菁專欄:十六歲和二二八

出版時間:2019/03/03 00:12

張惠菁/作家


二二八是對台灣影響非常重大的事件。這點,我相信是適用於每一方的,不論我們各自在公共議題持有什麼立場,今天生在台灣的我們,每一個人都是深受這個歷史事件及其餘緒的影響。因此對我們而言,一次又一次地凝視它,認識它,談論它,是我們唯一共同面對以及承接歷史的方式。即使談論它時有衝突,有痛苦,都是過程的一部分。

我是在解嚴那幾年上高中的一代。第一次聽到「二二八」這三個字,是在高中的時候,有一天社團老師對著我們緩緩道出這個課本裡沒有提到的事件。在那之後,有一扇窗打開。或者,或許,那扇窗早已打開在某處,老師知道我們遲早會看到,因此告訴我們。

那是80年代的後期,學校解了髮禁,國家解了戒嚴和報禁。我讀的高中是北一女,旁邊的總統府前經常有示威遊行。五二○農民運動,第一次把我們包圍在鐵絲網拒馬裡。有一天放學下著雨,學校周遭又是被警戒隔離的狀態,明顯是不會有公車開進學校近旁了,但不知道為什麼,仍然有輛計程車在學校附近。我和三個同學很快做了決定,一同上了其中一輛計程車,決定先離開封鎖區再說。計程車從總統府前駛過,我睜大眼睛看窗外,身邊的同學說(她很可能只是想找個話題):「台灣怎麼會變成這樣?」我回了話,具體字句現在記不清了,但當時想表達的意思是:「這些表象,當然是有其脈絡與來歷的。」

今年,在書展上,我和法國作家菲耶有過一場對談。現場有位讀者問,為什麼巴黎會發生像黃背心運動這樣的暴動?菲耶的回答,跟我當時說的話有點像,他說:「現在看到的事情是後果,後果之前,都是有原因的。」

我讀高中那幾年,正是台灣社會經歷解嚴初期劇烈轉型與變化的時候。從在學校裡第一次聽見老師說「二二八」,開始明白學校教育是需要被補充的,要自己找書來讀。有幾本書為我延伸了老師打開的那扇窗,看向課本沒有教過的過去,尤其是讀到藍博洲的《幌馬車之歌》時。那之後,高三的夏天,在北京的天安門前也發生了學生運動。學校已經放假,我一邊準備聯考,一邊關注新聞。不只是台灣,整個世界都在變化。帶著點緊張,也有一些希望。忽然,六月的一天,廣場上血流成河了。新聞的第二天我像平常一樣去學校念書,教室裡有一些同學,大家比平常更沉默。我們沒有說話。或許在我們心裡,至少在我心裡,又有一扇窗被打開了。世界不只是課本裡的模樣。我們都要窮盡一生去理解。

對我這一代的人來說,在我們生命的前期,「二二八」曾經是禁忌。我們沒有經歷過它被放進課本裡,正式的基礎教育。我們聽聞、和學著去認知這件史事的過程,是和台灣社會在解嚴後的變遷同步發生的。

你呢?你還記得自己是怎麼開始認識二二八的嗎?你曾經驚訝,或是悲傷嗎?曾經拒絕相信,或是渴望知道更多嗎?無論我們認識它的起點在哪裡,這個事件,是我們共同的歷史;這個認識它的過程,既是台灣社會的經歷,也是我們各自生命中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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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惠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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