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楊逵《和平宣言》與「郵電工人遊行」談轉型正義

出版時間:2019/03/21 20:16

林燿呈/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總會會長
 
70年前,也就是1949年,台灣發生了兩個對現在談論「轉型正義」很有啟發的事件。一個是楊逵在該年1月21日發表的《和平宣言》,另一個是台灣郵電工人在3月26日包圍省政府(今行政院所在地)的遊行。表面上,一前一後兩個事件之間似乎沒有直接的聯繫,但事件本身卻又深刻地嵌入1949年的國內外政治局勢之中。
 
今年雖說是楊逵發表《和平宣言》70周年,但在台灣,紀念者寥寥。楊逵文章標題上的「和平」二字,起因於1949年1月國共隔長江對峙,「和平談判」呼聲再起之際,所以楊逵在文章中提到「現在國內戰亂已經臨到和平的重要關頭」,指的就是那場即將在1949年4月於北平(今北京)舉行的停火談判。後來,內戰局勢急轉直下,兩個政權的隔江對峙演變成隔海峽對峙並持續到今天,而楊逵也因《和平宣言》在台灣入獄12年。
 
事實上,就在國共和平談判展開之前,距北平數千公里外的台灣島上,台灣郵務工會的各地代表與市民約2000人,在1949年3月26日春雨綿綿的台北街頭包圍了省政府,他們訴求結束光復以來對台籍郵電員工不平等的待遇,要求與大陸員工同工同酬。此一遊行與包圍省府事件,最後在1950年以兩位具有中共地下黨身分的郵務工會國語補習班老師遭到槍決,以及30位郵電員工被判刑入獄告終。
 
近年被刻意冷落的楊逵《和平宣言》以及早被遺忘的郵電工人歸班遊行,表明過去我們對白色恐怖歷史更多偏重在「受害史」的敘述模式中,更多強調被捕、刑求與坐牢的經驗,更少或甚至不去敘述當年涉案者的理想、主張與行動。再加上,幾年前才興起關於「轉型正義」的討論,片面地把「轉型」僅僅定位在台灣政治上從威權到民主的過程,只關注「國家」與「公民社會」關係中個人政治權利被國家任意侵犯的問題。從而,迫不急待地宣稱要「超越」內戰與冷戰歷史的糾纏,回到永恆的人性價值上。
 
但是,恰恰是這種彷彿「放諸四海皆準」的「國家/公民社會」二元論,導致了台灣轉型正義的推動阻力重重,放諸四海皆不準。因為,處理白色恐怖議題光是訴諸一般化的政治原理而迴避歷史的特殊性,就如同生物學上光講細胞的原理,而不講物種多樣性一樣的荒謬。如果我們能夠不那麼偏狹地只談「國家」與「公民社會」的關係,而是找回那些宣稱要「超越」實則是「迴避」的,以楊逵《和平宣言》與郵電工人運動所展現的內戰與冷戰的歷史。那麼,我們就能看到,原來「轉型」不是現在完成式,而「正義」也不是唾手可得。
 
如此一來,轉型正義的問題就應該回到「台灣的政治與社會如何轉型?」,而不是「民主轉型後的台灣如何實現正義?」。兩種提問的差別在於哪一個對當前台灣的發展困局更具有解釋力,更具有未來指向性。後一提問所依賴的「民主轉型論」或許在島內的政治生活中具有一定的解釋力,但卻無法解釋為何「威權時期」的台灣不但是聯合國的成員,更是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而「民主轉型」後的台灣不但退出聯合國,甚至象徵主權承認的邦交國也來到歷史新低點。到底是「威權」對了?還是「民主」錯了?
 
換言之,「轉型」的問題不能局限於「戒嚴/解嚴」、「威權/民主」的簡單二分中,「轉型」與「正義」不是前後的兩個階段,「轉型」與「正義」是一個銅板的兩面,「正義」是在「轉型」的過程中實現,而真正的「轉型」必然帶來「正義」。所以,我們更願意反思台灣當前的許多「不正義」,事實上是因為尚未真正的「轉型」。就如同我們不可能一方面宣稱要清除威權象徵的銅像,卻又不斷地借屍還魂威權時期的反共論述,像一隻自噬其身的長蛇般可笑。

今年恰好是楊逵《和平宣言》與「郵電工人遊行」70周年,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從3月23日開始到5月1日,在國家人權博物館舉辦紀念「郵電工人運動」的圖文展免費參觀,未來一年也將在台中、高雄與新竹巡迴展出。我們希望藉由圖文展的影響,讓台灣社會認知到白色恐怖的歷史不是只有悲情與無盡的哀傷,而是有光有熱,有血有淚,更是鑑往知來的一把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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