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律師同行】《與惡》真實版為殺害小燈泡兇手辯護 薛煒育忍淚維護程序正義

出版時間:2019/05/16 13:00

第一次見到薛煒育,是3年前殺害女童小燈泡的王景玉被起訴後,移審到士林地院時的移審庭,他當時坐在殺害小燈泡的王景玉身後,是法律扶助基金指派的辯護律師之一。訪談間我和他提起初次見面的情景,他告訴我,當天他是在開庭前20分鐘,才接獲法扶通知接案,只因為他當下人在士林地院,「我傳訊息告訴太太,她問了我一句『可以不要接嗎?』我回她,至少讓我去看看狀況,再決定接不接,然後就去開庭了,說來我真是個不及格的先生。」
 
我形容薛煒育所遭遇的情境、所說的話,彷彿是前陣子創下高收視率的台灣戲劇《我們與惡的距離》的真實版,薛煒育靦腆地笑說,「我沒有吳慷仁那麼帥啦,而且看劇情設定,他應該是有接法扶案件的義務律師,而我是領法扶薪水的專職律師,兩者不太一樣」。 
 
38歲的薛煒育,政治大學法律系畢業,考到律師執照後,2010年開始在一家事務所執業,專接家事或民事訴訟案件,原本職涯規劃和其他律師沒有不同,直到2012年,他接到第一個法扶轉介的案件,人生自此徹底轉了個彎。
 
那是一起強盜未遂案件,被告是名40多歲男子,長年患有思覺失調症,原本仰賴母親照護,病情控制的不錯,但男子母親高齡逝世後,他的病情愈發嚴重,開始出現被害妄想症狀。

案發當天,他疑因妄想有人要殺他,於是帶著僅存錢財,從台南搭客運北上到台北尋求警察保護,警察解釋,他們只能限制現行犯的人身自由,他竟拿著開山刀到一家速食店大喊「搶劫!」,喊完之後就坐到一旁椅子上,以「現行犯」姿態等著警察來逮捕他。
 
薛煒育說,那是他第一次近距離接觸思覺失調症患者,每次想討論案情時,男子總是不斷說著其他事情,像是晚上睡不著覺、吃藥會遲鈍等,他只好轉向找男子的姊姊討論,男子的姊姊每次開庭都會拋下手中工作及家庭,陪著弟弟坐客運北上,當法官、律師和檢察官及弟弟之間溝通的橋樑,「這案件讓我深刻體會到,身心障礙者面臨司法時的無助,最重要的是他們家屬的辛苦,律師在案件結束後就能轉身離開,但這些家屬卻永遠無法脫離。」
 
薛煒育語帶慚愧的說,過去他並不知道,原來世上會有這樣人跟這種事情,所以這個案件帶給他價值觀很大的衝擊,他開始思考,自己擁有的法律專業,除了協助一般當事人、接案賺錢之外,「我是不是還能再多做些什麼,是不是還有其他事物值得我去投入,像是去幫忙那些有多重障礙、沒有資力請律師的人,給他們一點點的協助」,剛好當時法扶有開專職缺,薛煒育於是轉到法扶基金會當專職的法扶律師。
 
「換工作難免會考量薪水,當時你放棄接案,轉到法扶當專任律師,收入難免有落差吧?」雖然薪水的問題有點敏感,但為了了解他當時的決心,我決定單刀直入地問。
 
薛煒育聽聞,立刻大笑地說:「我就知道妳會問這題,我早有準備!」他拿出早已印好的法扶基金會聘任專職律師的辦法,邊說邊用黃色螢光筆劃出重點告訴我,法扶專職律師分成初階、中階及高階,各階級不同年資領有相對的薪水,「妳看,我們薪水都是固定的,查得到。」
 
薛煒育還笑著補充解釋,他無法告訴我到法扶他的收入有沒有減少,「只能說,我決定來法扶時,薪水不是我主要的考量,單純只有考慮能在法扶嘗試做一些事,確實很多人不能理解,我也花了2個月告訴太太,這份工作能帶給我哪些附加價值,她調適心態後,很支持我去實踐理想,也在我遇到挫折時,給我很大的支持與安慰」。
 
「你是想在鏡頭前說給太太聽嗎?」我開玩笑地問他,他連忙地說「沒有、沒有,我是真心的!」薛煒育說,在王景玉移審庭結束後不到10分鐘,他就收到一封陌生人傳的簡訊,詛咒他會有報應,有人甚至用「魔鬼代言人」形容他和其他為王景玉辯護的律師,「我也是人,看到這些不諒解的言論,還是會難過。」
 
薛煒育說,小燈泡案發生當時,他的女兒也才1歲多,和其他父母一樣,看到新聞多少有些投射心理,感到擔憂,他閱卷時,看見小燈泡血淋淋的遇害照片,更是難過到差點落淚,完全無法想像自己遇到這種事情,能否承受,「律師也是人,也會生氣憤怒,我也有老婆小孩,可是這類型案件本來就很難找到辯護律師,如果連法扶專職律師都不接手,法律程序就無法進行,我認為那樣對社會也不好。」
 
薛煒育毅然決然接下王景玉委任後,最佩服的是小燈泡父母強忍悲痛,不斷向大眾訴說希望了解整起悲劇發生的成因,也願意和王景玉父母進行修復式司法,盼望能找出答案,「真的很了不起」。
 
但同時另一方面,王景玉70歲的父母一開始不理解修復式司法的意義,也不清楚思覺失調症是什麼,他們承受親友的壓力,很害怕在媒體面前曝光,於是不敢出庭,可是又很關心兒子,只好在每次開庭結束後,坐公車到法扶找他了解開庭狀況。
 
他說,過去他沒接觸過類似案件時,不會想到家庭因素或許和案件發生有關,「身心障礙者可能是加害人,也可能是被害人,我想知道,除了囚禁和死刑,我們和司法是不是還能做什麼,用社會安全網幫助這些人,我的工作不是要幫被告脫罪,而是維護程序的進行,把該注意的問題告訴法官,因為『只有程序正義,判決才能正義』。」
 
薛煒育認為,許多民眾不了解當初法扶基金會設立的目的,就是為弱勢民眾打造一個司法無障礙的通道,除了部分急迫性案件,多數會進入到法扶基金會的案件,不是患有身心障礙,就是「又老又窮」的弱勢族群。
 
他曾經接過一個智能不足的少年,因多次毀損路邊機車被送進少年法院,少年的父親患有小兒麻痺,長年臥病在床,媽媽和阿嬤又無力照顧,少年原本在多家冷氣維修店當學徒,但因學習緩慢,一再被辭退,少年法院法官認為,少年家庭狀況不健全情況下,擔心他會有再犯之虞,幾乎已經準備裁定收容。
 
當時薛煒育幫少年找到一個麵攤工作,然後每周都去麵攤光顧,指定少年煮出菜單上的不同料理,「我每次去都是抽考,為了讓他有學習的動力,之後他工作了3個月,越來越穩定,他家人、老闆也很高興,法官也看見少年的改變,最後裁定將少年責付給媽媽」。
 
另外一起案件則是一個母親因遭丈夫家暴,希望法扶能協助提出離婚訴訟,當時他拿出委任狀要這位母親簽名,只見這名母親拿出印章,「我才知道她不識字,連自己名字都不會寫,而她身旁帶著的2幼子都患有身心障礙疾病,這些就是我們法扶在幫助的對象」。
 
訪談最後,我問薛煒育是否已經有達到自己當初的理想?他雙眼閃爍著光芒的說,7年前接的第一個法扶案件中的男子姊姊,至今仍會每隔2年寄送一箱自家種的文旦給他,還有一些過去曾協助過的案件,家屬也會用文字或言語對他表達感謝。
 
「我想我應該真的有幫助到一些人吧,當初進到法扶,就是希望能夠幫助一些弱勢者,讓自己的法律所長多帶來一些意義,如果透過實質的幫助,可以讓民眾更信任司法,讓司法更完整周全,台灣變得更好,只要這些是值得做的,那我會繼續堅持下去」。(顏凡裴/台北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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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時間 13:00

薛煒育曾猶豫是否要為殺童犯王景玉辯護,但一想到司法程序需有人維護,還是挺身而出。莊宗達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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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景玉犯下的案件牽涉死刑,依法須強制辯護,但他被起訴後,卻沒律師願為他辯護。資料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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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煒育接的案件多是別人不想接的,而每個案件背後都有自己的故事。莊宗達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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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煒育目前是法律扶助基金會專職律師,專為身心障礙弱勢族群服務。莊宗達攝
薛煒育目前是法律扶助基金會專職律師,專為身心障礙弱勢族群服務。莊宗達攝

王景玉一、二審均被判無期徒刑,目前由最高法院審酌量刑是否於法有據。資料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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