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30】採訪突變非法 港人裡應外合打破中共新聞封鎖

出版時間:2019/05/22 18:00

1989年5月22日,香港《明報》刊登了以下一則廣告:

「……我們號召港澳及海外同胞支持北京及全國學生及市民的抗爭,打破新聞封鎖,用電話、電報、FAX把真實的消息告知你們在中國各地的親人、朋友……每個真實的消息都是一支射向獨裁者心臟的利箭!」

當時北京實施戒嚴,衛星廣播被中斷、停發電報、採訪突變非法。獨裁者企圖圍著事實,人民不懈追尋真相。為突破中共的新聞封鎖,那些年香港人「裡應外合」:在內,前線記者抵受壓力、不顧自身安危,堅守崗位見證現場;在外,身在自由國度的港人用信件和傳真機,將記者筆下的現場見證,送回圍城之內。

港人反新聞封鎖行動的效果,八九年時任職《文匯報》駐京辦主任、經常穿梭天安門廣場的劉銳紹很清楚:「那些學生就拿著傳真回來北京然後送去廣場的香港報紙(的記者)。」人稱「夫子」的他形容,當時覺得自己真正盡了記者的天職,亦感受到中國學生對香港傳媒的尊重:「當時有的糾察,見到可疑的人就不給進……但拿著一張《文匯報》走入廣場就是一張通行證。」

劉銳紹自1986年起長駐北京,經歷過中國官方最開放面對媒體的時候。在兩會期間,夫子只需打個電話,就能直入人大代表酒店房採訪。當時領導人面對媒體的親近態度,現在更是難以想像:「國家主席李先念,大家聊天聊到很熟悉的時候,可以『嘭』打他一錘……不是真的打他,是比較熟絡的樣子。」

但李鵬1989年5月20日宣佈戒嚴後,中國新聞的自由氣息一去不返。當時境外媒體所有採訪活動如未經許可,全部視為非法;所有官方訊息要統一發放;到後期所有官方媒體的稿件甚至要經預先審稿才可出版。

中共亦暗地向記者施壓。劉銳紹說,當時包括中央宣傳部等不少官方代表,緊盯境外記者:「要知道你想做什麼,同時將官方訊息帶給你,給記者一個感覺,我已經盯住你,你不要亂來。」訊息收發的管道亦被限制。根據當時《文匯報》報導,戒嚴後外媒無法進行衛星轉播,港媒只能人肉傳遞影像回港,劉銳紹稱:「記者知道哪個人回香港,認不認識,你幫我帶影帶回去,回到香港幫我交給哪個人,好多人好自願冒險。到後來官方知道了,就去機場攔截。」

夫子記得,當年北京郵電局拒絕幫媒體發放訊息,《文匯報》設在長安街北京飯店的辦事處遂成為同業重要據點:「我辦公室當時還可以發傳真,所以就來我這邊發稿。而我當時講明了要收錢,好讓我的報館不受損失。」後來夫子被中共點名為「動亂菁英」,這個同行互助的行為竟成為罪狀之一。部份國內記者甚至開始被跟蹤、追捕。夫子記得,中國著名記者高瑜曾在6月3日晚致電他,表示正前來《文匯報》辦事處,但在行程中已不幸被官方逮捕。

當中國國內媒體被高壓箝制,香港媒體的報導便成為重要消息來源。時任《成報》採訪主任鄭明仁形容,那年香港新聞工作者的情緒跟普通市民一樣,無法冷靜,不少行家都自告奮勇,甚至要請大假到北京見證歷史。他記得,《成報》當年派了兩個記者上京採訪,到後來局勢開始緊張,當中1名女記者的家人多次致電報館表達擔心,希望可以及早召記者回香港:「收到第1個電話,我們已經叫這個記者回來,但那些個記者好熱心,可以說是出12道金牌都不回來,最後是社長何文法命令下先一定要回來。」

到6月3日晚,形勢急轉直下,開槍傳言四起,大部份記者決定回飯店避難,但仍有一些香港記者留守現場。當年《成報》就有報導,香港雜誌女記者張結鳳被軍隊的橡膠子彈擦過頭部受傷入院。當時身在香港的鄭明仁,亦清楚記得在報社看時任亞洲電視記者謝志峰的現場報導:「就在天安門附近的公廁上面,拿著個水壺(手機)講:『我們要走啦,不是就沒事回來。』」他指,全靠謝志峰堅守到熄燈前一刻,翌日《成報》才能準確指出天安門被軍隊控制的時間。(香港《蘋果日報》關冠麒/綜合報導)

發稿時間:02:57
更新時間:18:00(更新:新增動新聞)

香港《蘋果日報》朱永倫攝、香港《蘋果日報》製圖
香港《蘋果日報》朱永倫攝、香港《蘋果日報》製圖

夫子記得,當年北京郵電局拒絕幫傳媒發放訊息,《文匯報》設在長安街北京飯店的辦事處遂成為行家重要據點。香港《蘋果日報》朱永倫攝
夫子記得,當年北京郵電局拒絕幫傳媒發放訊息,《文匯報》設在長安街北京飯店的辦事處遂成為行家重要據點。香港《蘋果日報》朱永倫攝

時任《成報》採訪主任鄭明仁形容,不少行家都自告奮勇,甚至要請大假到北京見證歷史。香港《蘋果日報》梁志永攝
時任《成報》採訪主任鄭明仁形容,不少行家都自告奮勇,甚至要請大假到北京見證歷史。香港《蘋果日報》梁志永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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