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30】以為中共會讓步 前國民黨黨報記者嘆:大家太天真

出版時間:2019/05/26 22:12

六四天安門事件,改變了許多人的命運。由《香港時報》轉投《開放》雜誌的蔡詠梅也是其中之一。她不諱言,是六四改變了她的人生軌跡,「我是有非常大的六四情結。」她又透露,80年代,國共不相往來,她以香港國民黨黨報記者身份,首度北上採訪,見證天安門廣場上最忘我的自由,也見證在共產中國下,一閃即逝的民主希望。「中國人被壓抑得太久了,一下子就被釋放了出來」。這種感覺,她其實很熟悉。因為她在四川成都出生、成長,為呼吸自由空氣而逃到香港。由六四到九七(香港回歸),到今天港府想推動《逃犯條例》修訂,居港近40年,她說中、港命運相連,「從來不是鄰國之事」。
 
六四之後的9月,64名來自不同媒體的香港記者,破天荒合著《人民不會忘記》,當年留在北京前線逾一個月採訪的蔡詠梅,是其中之一。而也因為六四,令她決定離開國民黨的黨報,轉投《開放》,用文字繼續探索中國問題。「回港後很快就重回工作崗位,但心裡很想繼續做點什麼,《香港時報》不是很多機會北上(到中國採訪),所以就不斷投稿去《開放》,當時金鐘是雜誌的主編,他說我的文章寫得不錯,就問我有無興趣過去做」。結果一做14年,直至《開放》停刊。
 
「那時是太樂觀,以為僵持狀態仍有轉機;暴力清場,也不過出動水炮、催淚彈吧?」

蔡詠梅現為作家及獨立中文筆會成員。她感嘆,今天國民黨高層頻訪港、訪中國「交朋友、做生意」,但30年前,國民黨與共產黨不相往來。「你看我當年在北京傳真到香港刊登的稿件,都用北平而不是北京,因為當時台灣根本不承認北京是首都,認為南京才是」。正式打開缺口的,是1989年4月,台灣新聞局宣佈開放兩岸採訪,適逢財政部部長郭婉容歷史性出訪中國,蔡詠梅順理成章成為隨團記者。「那次,其實是國民黨黨報《香港時報》首度派員到中國採訪」。
 
任務完成後,蔡詠梅剛好身在北京、恰巧遇上胡耀邦逝世,空前的民主運動席捲北京城。她認為,是時代,把她帶進了新的領域。與來自世界各地的記者,沒日沒夜的留守廣場,由五四大遊行的高潮,走到運動瓶頸,北京宣佈戒嚴。留京逾一個月,6月1日,蔡詠梅離開北京回港,原打算休息數天然後再北上,但時代的巨輪一夜間改變了軌道,再沒有然後。「那時是太樂觀…」蔡詠梅苦笑。當中共人大即將召開緊急會議,她仍相信僵持的狀態仍有轉機,以為就算暴力清場,也不過出動水炮、催淚彈。她是這樣想,哪知中共為了鞏固政權,不惜用坦克、機槍屠城。
 
「6月3日傍晚,在家打開電視,馬上嚇呆了,打電話到報社第一句話是:怎麼會這樣?」是的,怎麼會是這樣。天安門廣場關燈,槍聲不斷,北京民眾奮起保護學生,一張張染血的木板擔架床,在長安大街奔馳。此刻的蔡詠梅,不再是慶幸見證歷史、努力突破新聞封鎖的香港記者,而是一個恨透自己只能隔岸觀火的普通市民,懷著憤怒和疑問,她坐在電視機前流淚不止。蔡詠梅說,大部分親身見證屠城的一代人,都是這樣走過來。明明兩周前,天安門廣場舉行的百萬人大遊行,仍然歷歷在目,明明民主的希望,就在咫尺之遙。
 
「百萬群眾聲援學生,學生絕食瀕死,但現場看不到悲情,而是一張張煥發着光采的臉。」

「是天安門廣場上的氣氛,令你覺得好有希望、好亢奮,好比香港2003年50萬人上街反對23條立法(就香港境內有關國家安全,即叛國罪、分裂國家行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顛覆國家罪及竊取國家機密等多項條文作出立法指引的憲法條文),這樣多人這樣巨大的力量,政府怎可能不聽?」北京城中不同組織紛紛自發出來表態,「打倒官倒」的旗幟,在天空飛揚,以為人民起來了,共產黨政府一定會讓步。「在北京一個幾月,我從未遇過一個不支持學生的人」。策略上或有緩急,但明明只是卑微的要求,是很多人眼中的大是大非。「事後反省,在中國,人多原來不代表什麼…」或許如香港的法官所言,以為佔領可令政府一夜間讓步的想法太天真,但很多改變,不也是由天真的人首先觸發嗎?
 
「中國人被壓抑得太久了,對自由的飢渴,一下子被釋放了出來」。這種感覺,蔡詠梅其實很熟悉。做過幾年中學教師,來港前她在四川大學讀英文系,1980年舉家移民到香港,自小喜歡寫作,但現實是在文革的陰霾下,「敢想卻不敢寫」。「以前好多想法,但都不能表達出來,來到香港,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寫小說、散文,時事評論,什麼都會寫」。隔年加入《香港時報》,原本做新聞編譯,後來轉到前線採訪。
 
「《開放》的主編金鐘,也是改革開放後由中國走出來的一代中國知識分子,文革時被抄家,大家都好珍惜香港的自由」。蔡詠梅總強調,雖然是加入別人眼中的「反動雜誌」,但她從不覺得自己特別勇敢。「與中國的朋友相比,我只是在很安全的環境中,享受香港的言論自由」。恐懼、壓抑,曾幾何時是一連串政治運動下,中國一代人長久的精神狀態,作為過來人,她感同身受:「八九民運(六四天安門)有一幕,給我印象很深,5月17日北京百萬群眾大遊行聲援學生,學生絕食瀕臨死亡,但我在現場,看不到悲情,而是一張張煥發着光采的臉。」
 
「佔中後好多人被清算,國際也譴責,就算鄰國,面對不公義也要表態,何況是同一政權?」

蔡詠梅在六四後就曾寫過一篇文章:「中國是一座大監獄,把人壓抑得太久太深。」六四後被追捕入獄的中國著名詩人陳明遠,是首個公開支持學生的知識分子,他公開演說時說:「站在天安門廣場,我成了自由的人。」民主女神像聳立天安門廣場,包括劉曉波和侯德健在內的「四君子」,響應參加絕食…久違了免於恐懼的自由,令很多人包括蔡詠梅在內,一度相信人民必勝。
 
事實上,那種精神獲解放的期待,曾幾何時,瀰漫全北京。面對抗日持久的民主運動,當權者害怕了,要以槍和坦克結束佔領,戒嚴部隊兵臨城下,北京由最開心變成最悲慘的孤城。屠城那夜,北京市民以血肉阻攔,一切「見好就收」的反思,都成了事後諸葛,強硬派與開明派的一場博弈,以血洗北京告終,往後的大清算,換成民主的大倒退。只是,由六四到九七,至今天的《逃犯條例》修訂,30年過去,在蔡詠梅心中,八九民運並沒有結束。
 
「香港人面對九七大限,六四前還會覺得專制政府正在改變中,中國始終會變得比較民主,香港也會好,由始至終,香港的命運,根本就與中國的命運連在一起,關心中國就是關心香港」。近年,有年輕人說燭光集會是行禮如儀,六四是「鄰國的事」,蔡詠梅不同意。「佔中之後,好多人被清算,國際也會譴責,就算鄰國,面對不公義也要表態,何況是同一政權?到今日我仍相信:中國有民主、香港才有民主。」
 
然而隨著時日遠去,有人堅持平反六四,更多人選擇遺忘,儘管早已不是記者,蔡詠梅這個中國出生、香港生活,與台灣關係密切的香港人,仍選擇留守在香港這個家,繼續用筆記錄所見,評論政局。她也提醒:「好多人話要移民…共產黨就是想換血,每個人都有自己不同的選擇,但我不會走,為什麼要走呢?」失望傷心卻不氣餒,(六四)平反好不平反也好,她堅持兌現不會忘記的承諾。(香港《蘋果動新聞》呂麗嬋/綜合報導)

出版時間:07:03
更新時間:22:12(更新:影片)

易仰民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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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詠梅以香港國民黨黨報記者身份,首度北上採訪。 易仰民攝
蔡詠梅以香港國民黨黨報記者身份,首度北上採訪。 易仰民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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