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NGO人員:寫在絕食靜坐抗議 第85小時前

出版時間:2019/06/17 00:02

PY/NGO前工作人員

本來一切只在6月12日到13日,回應香港應亮導演發起的絕食活動。
 
但是那晚香港發生了血腥鎮壓,於是決定將絕食行動的時間拉長,剛開始,人家問我,妳要持續到什麼時候?其實,我也沒有個底數,在72小時,最多朋友來勸退。一直到民陣宣布6月16日再上街遊行,便把時間訂在那天,我的算數很差,還問朋友,到那時是幾個小時?
 
102小時!能挺過去嗎?自己掂掂斤兩,跟自己說,那就做吧!

沒有物資,一個包包、氣泡紙、雨衣、雨傘,保溫杯還有我的藥。

送中這件事要抗議,要跟誰抗議?在台灣當然是香港在台辦事處,當天在台港生舉辦完活動之後,我把地盤移到距離大門約100公尺處,所謂「地盤」就是氣泡紙上加雨衣。 整個包包都是濕的,只能用傘遮,穿了一件T恤,是我在香港一起工作社區團隊的隊服。

地盤濕了就用帶著的毛巾試著擦乾,雨沿著廊流下,著了一件雨衣,毫無遮雨感。

入夜沒多久,大樓的警衛送水給我,還有一件厚的警衛外套,實在受寵若驚,沒想到,可能是54小時事件真相的一個埋伏點,但在當時,未被驅趕以為已經要偷笑,還有這樣好的對待,我實在很感激,況且,我的存在,如同老共維穩的眼中釘,駐台辦事處要怎樣處理?希望能不要有所牽連。

晚上實在難受,滂沱大雨,全身濕淋林,下半身幾乎是浸在水裡的,只能不斷起身用毛巾擦拭。皮膚像在泳池泡過的又白又皺,加上全身性的關節炎,突然想到主治醫生說過的,你們不要問她多痛,她分辨不出來。

第二天,依然下雨,忽大忽小,早上起來,發現身邊多了很多物資,水、運動飲料,有上班族拿雨衣給我,有人開始跟我打招呼。事實上,這才是我所得到最珍貴禮物的開始。早上仍有零星的衝突,我見到自己熟悉的人,按捺住慌張,已經很清楚每一場衝突的結束。
 
13日早上,自己開始思考,也許,錯了。在社區教組織,教一點非暴抗爭,怎麼,最後是這個樣子,受傷的人當中,一定有我訓練過的人,我一直希望透過談話,添加信心,但是,這不是我要的,是不是錯了。我把小黃傘寫上「暴力驅離」、「可恥」,過了中午,開始寫上時間,為什麼寫上時間呢? 每天跟我互動的朋友,給了我信心,讓我知道,其實我不孤單,很多台灣人民跟我一樣,都在支持著香港,就算只有我一個人坐在這裡,其實我也被包圍著。

這裡的上班族,他們給我的,若非坐在這裡,沒有相遇的機會。我們交談,以往在香港,港友們會談到在中上環上班的金融服務人員,可以假日休息。今年來,香港的經濟發展,變成加班是個常態,年輕世代跟中產階級。不管是社區活動,或與人交往,都成為馬克思在經濟理論當中的生產階級。社會形成同心圓,無法對話,也不了解彼此的生活,進而形成冷漠。而冷漠,則是愛的反向面。

但是在絕食的這幾天,許多人和我談話,甚至是犧牲他們的午餐時間,一旦有一個好奇,我們就產生對話,打破時間與空間的限制。這些朋友其實也有他們對事件的關心。所以當他們發現有人採取更激烈的抗爭行動,有一個滿足在他們心裡,這個滿足不是個人的自私,而是對公眾的事務的表達。這是另一種台灣經驗。

在更夜的時候,接近下班顛峰時期,有一些學生會「很害羞的」想要與我談話,後來又加入其他像是上班族等社會人士,大家就討論起來,這個地盤突然很熱鬧,主要的話題最後可能結束在,「我們還能做什麼呢?」

是的。我們能做什麼?

寫到這裡的時候,剛好被打斷,有一位伯伯,連續兩天來看我,但是他今天才問我生活狀況,並對這種簡居方式非常驚訝,但是給了晚輩過度的激賞,他認為這樣的方式,能帶給社會大眾正面的力量,是否能夠,在此還未能知道。

但是我跟他分享了54小時那夜的情況。

54小時那天早上,突然來了信義分局的警察對我盤查,說是看了壹傳媒的報導,才知道我在這裡,其實我忘了。應該可以不接受盤查。給了名字,身分證字號後,他們叫來救護車,本來要強迫我送醫,我不願送醫,他們的說詞都一樣,所謂「為了你好」其實為了什麼?然後醫護人員百般無奈,只能現場量了我的血壓,好了!一切正常。

結果半夜11點多,有派出所的警察去家裡,告訴家人我在哪?做什麼事。不知這跟強制驅離有什麼兩樣?

很多人問我,為什麼採取絕食抗議,很簡單,這是非暴力抗爭中最激烈的行動了。再來,如果我對香港的人、事、物沒有一定的情感,一定也不會採取這樣的行動。

實在是很對不起母親和姊姊,但是這是一個心願,單身跑香港兩年多,她們每次就是問我,要去多久,幫我把藥準備好,在一個患有頑固性顳葉癲癇的家屬來看,真的是縱容,但是她們知道,我不是出去玩。

我從小就患有非常罕見的血液疾病,全球目前大概十多例,以為這種疾病都可以克服,正常念書、工作,但是很多安排是想不到的。從2014年發病至今,她們看著我自己復健語言,知道我如何努力再站起來。和以前的自己比起來,我常常在想,到底,還能做什麼?

最後一趟從香港回來的時候,是4月中,之前街坊的婆婆都會問我,什麼時候回香港,但是我都不知道怎麼跟他們說,7月我就要進醫院很久,不知道什麼時候出來,也不知道出來是什麼樣子。

在兩個重症底下,生命的選擇是很複雜的情緒和思考,自己能延續什麼?可能是一篇文章,一些脈絡,是這次行動的某個對話,台灣的民主,犧牲了很多家庭,我想,我也犧牲了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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