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轉司:公懲會公開審理管中閔案,錯了嗎?

出版時間:2019/06/17 10:03

文/法官翻轉司法群策會
 
最高法院民事庭把法律規定的原則變成例外,不輕易召開言詞辯論庭,長期以來備受詬病,這幾年來主事者遂將召開言詞辯論當作司法改革的重點之一。106年召開的司改國是會議甚至更進一步,倡議就特定重大矚目案件應該採行法庭直播方式。原因無他,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公開透明是建立司法公信的最佳利器。
 
在這樣的前提事實下,如果公懲會依照《公務員懲戒法》第44條第1項規定:「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合議庭審理案件,均不公開。但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合議庭認有公開之必要或被付懲戒人聲請公開並經許可者,不在此限」,決定公開審理某個公務員懲戒案件時,一定會獲得絕大多數民眾的支持。
 
可惜的是,當公懲會決定公開審理管中閔彈劾案,創下主動公開審理案件的歷史紀錄時,卻引來王健壯先生在聯合報的專欄文章〈 許宗力的改革盲點〉中,質疑公懲會是奉命而為、別有居心。對照之下,《自由廣場》刊登的卻是立論完全相反的〈談直播管案審判以昭公信〉一文。
 
由不同政治意識的媒體對於同一件事情刊登立論南轅北轍的文章來看,可見仍有不少人從政治角度解讀本件司法新作為。從王健壯先生的立論,不得不讓人質疑是政治意識蒙蔽了他的見識,我們認為這無助於台灣邁向公義、法治社會,有為文剖析的必要。
 
試問,如果「許宗力的改革盲點」一文的論點可以成立,公懲會是否永遠都不得開啟公開審理的先例,否則將引來奉命而為的批判?再者,為何邱義仁巴紐案、柯文哲愛滋器捐案等等社會矚目案件不公開審理?都因為不夠重大?當然不是,而是因為主事者不同啊!這幾個案件的合議庭成員、尤其是審判長(公懲會委員長)不同,怎能拿來類比呢?
 
讀者們只要多上網蒐集資料,就會發現石木欽委員長本就是一個改革形象鮮明、常有創新司法作為的首長(如101年在最高法院庭長任內,響應下級審法官的改革呼聲,率先就特定承審案件召開言詞辯論庭;106年在台灣高等法院長任內,也支持蘇炳坤再審案合議庭的決定,讓攝影機進入法庭攝錄宣示裁定的作為)。
 
我們雖然不知道石委員長在公懲會決定公開審理管中閔彈劾案一事上的立場為何,但他身為該案的審判長,按理沒有他的支持,該案不可能公開審理。這正是我們常說「任用對的人比改革司法制度更形重要」的意義所在。
 
既然法律授權公懲會認為有必要時得公開審理,而管中閔被彈劾的理由是他身為政務官,卻替媒體寫稿領取稿費,違反公務員服務法中禁止兼職規定。這項彈劾案是史無前例,而且在台灣社會引起許多紛擾,公懲會確實該好好釐清其中分際、畫出紅線。
 
王健壯先生所謂:「本案是典型的莫須有入人於罪」、「公懲會對這件案情簡單至極的彈劾案,只需諮詢專業意見後即可得到答案,並作為懲戒依據,又何需大張旗鼓擺出公審的規模審理?小案大辦,跟用牛刀殺雞有何不同?」云云,根本已有預設立場,經不起檢驗!
 
另外,本粉絲頁多次貼文質疑過現任許宗力、蔡炯燉、呂太郎團隊的司法作為,尤其是怠於淘汰不適任法官一事;但我們從來沒質疑過許呂團隊捍衛審判獨立的決心,也不認為以目前的司法文化、社會氛圍,有哪位司法首長敢恣意侵害審判獨立。
 
本件公懲會是否公開審理管中閔一事,是屬於審判獨立核心領域,司法行政部門不得說三道四。如今,王健壯先生在沒有任何憑據的情況下,質疑公懲會「奉命而為」公開審理,勢將損及司法公信,實在不是自詡為公共知識份子之人所應有的作為。
 
我們深知並奉行法官倫理規範第17條第1項規定:「法官對於繫屬中或即將繫屬之案件,不得公開發表可能影響裁判或程序公正之言論。但依合理之預期,不足以影響裁判或程序公正,或本於職務上所必要之公開解說者,不在此限」的意旨。而本案雖然尚在繫屬中,但王健壯先生的文章實在損及司法公信,而且我們認為發表本則貼文,有助於廓清公開審理的作用,乃屬於捍衛審判獨立、司法公信之舉,符合這條但書規定,乃得不為,希望社會各界體察我們出於愛護司法的一片赤誠。
 
#我們支持任何有助於公開透明的司法新作為
#公懲會公開審理管中閔案有助於建立司法公信

(編按:本文出於作者臉書,經作者授權刊登,請勿直接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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