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中惡法】浸大中國畢業生:香港這座城市還有救嗎?

出版時間:2019/06/25 09:48

(新增配音影片)
「我接觸過很多香港青年,他們真的不是壞,他們只是蠢而已。」中國微信近日瘋傳一篇題為《香港這座城市還有救嗎?》的文章,作者自稱曾在香港讀研究生,開篇便形容香港學生「幼稚病」、蠢,批評學生會「假民主」、港生不懂殖民歷史,素質「不足以在一個大市場中與大陸青年競爭」。文章又指出,香港長久以來受西方價值觀衝擊,「普通民眾很容易被蠱惑,上一次街,遊一次行,就能獲得一些虛偽的滿足感」。

雖然文章閱讀量高達數十萬、甚至百萬,但有港漂不滿其論調充斥偏見,撰文反駁。其中《請收起你的厭港症》一文斥責作者自視過高,又談及大學上莊是寶貴的民主實踐經驗,呼籲不要低估港人的民主素質。亦有人批評作者用普通話思維解讀香港,沒有尊重香港人的價值觀,並認為這次的反送中事件體現了香港價值。香港《蘋果動新聞》將3篇文章全文刊出,讓讀者自行斟酌評價。

趙皓陽《香港這座城市還有救嗎?》(6/21發文)

香港的繁華是那些「主人們」的繁華,是那些「0.1%」的羅曼蒂克,普通人對自己的生活並不滿意,再加上又沒有受過系統而可靠的基礎教育,所以非常容易被一些「表面文章」所蠱惑。

(一)
因為有在香港讀書的經歷,我曾經寫過很多關於香港的文章,旨在消除我們對於香港青年的偏見,我不止一次說過,我接觸過很多香港青年,他們真的不是壞,他們只是蠢而已。

這絕對是我不帶任何情感偏見非常可觀的描述,如果你不喜歡言簡意賅的一個「蠢」字,也可以用「幼稚病」三個字,但就麻煩一些,我也沒有任何歧視的意思。

我在爬大東山看落日的時候認識了一位同校的香港朋友,他大概加入了類似「本島(本土)人優先」這類亂七八糟的組織,比極端港獨稍微好一點,對大陸人也沒有那麼多敵視,大致立場就是你過你的、我過我的多好,現在香港不好是因為大陸政府管著……

我問他,你為什麼懷念英國殖民時代呢,甚至跟在英國國旗後面遊行?
他說,因為democracy啊,一人一票啊,現在香港這麼多問題就是因為不democracy。

我問他,港英殖民時代你們選過總督嗎?

他一下愣了,那種黑人問號????的表情看著我。

我發現他是真不懂,於是告訴他,在英國人統治你們的時候,總督都是高貴的女王陛下直接指派的,你們一毛錢選舉權都沒有。在政府公務員體系內,香港人還要排在印度人後面,是妥妥的三等公民。為爭取自身權利、反對殖民壓迫,香港人民在六十年代進行過一系列抗議運動,結果被你的英國慈父用印度人軍警鎮壓了下去,拿槍biubiubiu地打你們香港人哎。

講真,當時他那一臉懊惱、難以置信、悔恨、羞漸(慚)、尷尬的表情,我能把玩一輩子。

第二個故事,當時台灣太陽花那時候(彼時還沒有發生大規模佔中事件),我們學校的學生會搞了各種亂七八糟的造勢活動支持。然後有一次開會的時候,一位理事表示,每一位在座的學生會成員都要表態支持太陽花運動,說的特別高大上,如果不表態就不符合學生會的最高理想,就不符合學生會的立會理念。言下之意就是針對我們幾位大陸學生。我們都覺得太陽花運動跟我們有毛關係,這種表態不是MDZZ(罵人智障)嗎。當時有個大陸同學立馬就急了,說你們憑什麼逼我表態,我就是不支持,有種開除我啊。香港那邊同學聲音也高了八度,說我們是學生組織必須支持學雖動(學運),這是原則。

我說大家都冷靜一下,你說的學生會的理念、最高原則甚麼我們都認同,這同樣是我們大陸人民所認同的價值觀,你所表達的,就是民主和自由兩種理念。

他說對,所以我們一定要支持台灣學生佔領立法院。

我說民主講究不同觀點不同立場的共存於尊重,自由講究每個人表達觀點的權利能被保障。既然是自由,那我們有沒有不支持台灣學生的權利呢?既然是民主,我們有沒有保留不同觀點的尊重呢?你這種做法,跟學生會的理念完全不合,你這是妥妥的專治啊。

直到我畢業,他們再也沒有鬧過什麼么蛾子(耍花招)了。

他們不僅僅是缺乏常識的問題,在很多事情上總能做出讓正常人匪夷所思的操作。台灣跟香港在這一點上就非常像,比如台灣的「用愛發電」這個事,我第一次聽到這個的時候覺得是故意黑的吧?結果尼X真是真的,驚掉下巴。台灣是一個能源短缺的地區,二十一世紀初的幾個夏天,都要經歷上百次停電,於是當局提出了發展核電的計劃,但遭到了民意的強烈反彈。一個環保組織在反核遊行中打出了「用愛發電」的大旗;更驚訝的是,這在台灣還真普遍有人買帳,還真很多人覺得用愛發電這個概念好,更有許多政客為了獲取民眾支持都開始喊這個口號。

若論智障程度,香港青年不會讓台灣青年獨領風騷。當年一群香港腦殘中學生為一些亂七八糟的破事在中環鬧絕食。這個絕食牛X就牛X在是「接力絕食」—這是絕對香港腦殘中學生們的一大發明:先幾個人「絕食」八小時,然後下場吃飯;換另外一撥人再「絕食」八小時,完了該回家回家,該睡覺睡覺,明天接著再來……最捉急的事,就是接力的這八小時途中,他們還怕營養不良,不斷地喝運動飲料……不規律飲食,久坐不動,高糖飲料,我感覺搞一波絕食之後那群香港中學生們還能都能胖一圈。作為一個正常的人類,我表示自己的智商受到了侮辱。我完全尊重你們表達政治訴求的權利,但是你們表達政治訴求的方式很難讓我不覺得你們是群傻X。

曾經,我非常非常享受這種對香港同齡人、台灣同齡人智商上的降維打擊,我覺得他們太蠢了,基本的歷史不了解,基本的政治常識不知道,就只會喊喊口號打打雞血。就像我這樣的,隨隨便便就輾壓他們,特別享受他們那種毫無還手之力的快感。

但是,後來過了很久之後我才意識到,可能是,香港的基礎教育出了問題。

意識到了這一點之後,我也通過香港的朋友了解了一下他們的教材,發現相比於大陸的九年義務教育,真的是簡單了幾個維度,有些內容一筆帶過,有些內容考試不考。要知道,香港大學就讀率在15%左右,也就是說我能接觸到的這幫人裡,已經算是精英了,但他們就是這水平,連基本的歷史和政治常識都不了解。就算他們引以為傲的英語水平,其實也比不過大陸同班同學。但是有一點很重要,這也是我再之後才意識到的:他們並不是香港最拔尖的人才。

(二)
我研究生導師,六十多歲一小老頭,看著和藹可親平易近人,但是他的家族有很大的產業,妥妥的含著金鑰匙出生,法學和管理學雙博士,還有佛學、哲學、美學、文學等六個碩士文憑。住在九龍塘後面山上的一個別墅,那可是寸土寸金的地方。他這個別墅大到什麼程度,大到可以請我們一個班的人去他們家院子裡燒烤。他還給我們指,說你們看見院子裡有竹子的那家了唄,那是成龍的房子。

我導師的老婆是八十年代某年的港姐第二名。兩個兒子跟我們差不多大,一個在牛津,一個在劍橋,一個讀哲學,一個讀神學—在西方都是妥妥的貴族專業。一次去他家BBQ的時候正好他倆(兩)兒子回家,跟他們聊了聊發現水平非常之高,張口康德(Immanuel Kant)、沙特(Jean-Paul Sartre),閉口施特勞斯(Leo Strauss)、康丁斯基(Wassily Kandinsky),然後他小兒子跟我們簡單聊了聊就告辭了,說他下周要在尖沙咀某教堂舉辦一場聖誕鋼琴獨奏會,他的鋼琴剛剛海運了回來,要佈置到場地去。

當時我們都沒有想太多,就覺得我導師真是人生贏家,父母優秀、妻子優秀、兒子優秀,自己也特別優秀,這樣的人生讓誰不羨慕呢。一段日子過後,再結合我在香港遇到的種種事情,我才意識到了,這背後不僅僅是一個優秀的家庭這樣簡單,而是香港精英階層與平民階層巨大的鴻溝。

我說香港的年輕人人蠢、笨、沒有常識,說他們的基礎教育出了問題,但我當時沒有意識到,香港的精英階層的子女教育是沒有這個問題的,他們直接就送到了國外最頂級的私立學校,從小接受最拔尖的教育。階級固化的棺材板就這樣釘上了釘,平民和精英接受的都是不同的教育、不同的教材、不同的學校、不同的老師,平民的教育還要搞「素質教育」、「寬鬆教育」、「多元教育」,教的他們連基本的常識、基本的知識儲備都沒有,將來那(拿)什麼去跟精英階層掰手腕(拗手瓜)。

差不多同樣年齡的兩個香港青年,一個連鴉片戰爭的歷史都不知道,一個跟我侃侃而談沙特的噁心和康定斯基的修養,這就是真實可見的割裂與鴻溝。最可怕的是,這個鴻溝不是20%和80%的鴻溝,而是0.1%和99.9%的鴻溝。香港還有希望嗎?似乎只有這0.1%的未來才能稱得上「希望」—這群精英沒有國界,他們從小就是世界公民,接觸到的都是世界最頂級的資源;更可怕的是他們的家產都在香港,他們會繼承父輩祖輩巨額的財富,也就是說這些世界公民才是香港真正的主人。

而剩下99.9%的絕大多數,可以說他們爛在了這一窪小地方。我一直在說,香港絕大多數平民生活品質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高,首先房子就那麼小,房價還那麼高—平均一間屋子的大小只有5-6平米,但平均房價達到了19.68萬人民幣一平米(2018年的數據);道路窄小擁擠,工作壓力大競爭激烈,氣候悶熱潮濕,唯一好一點的估計就是吃的好吃。但綜合來看香港空有一個自由港、亞洲金融之都、經濟龍頭這些光鮮亮麗的牌子,老百姓們尤其是年輕人們的生活未必有多好,一間房子就把他們都掏空了。

香港的繁華是那些「主人們」的繁華,是那些「0.1%」的羅曼蒂克,普通人對自己的生活並不滿意,再加上又沒有受過系統而可靠的基礎教育,所以非常容易被一些「表面文章」所蠱惑:一說就是抗議,一鬧就是上街,還一個個覺得自己挺光榮挺正義。他們把矛頭指向了一個永遠背鍋的大陸,而香港真正的主人—地產大鱷、金融巨頭和他們已經成為「世界公民」的兒孫們,在背後默默地數著錢。

於是精英們的「愚民教育」成功了,一些底層人民甚至也樂於看到自己學業壓力減輕,主動擁抱所謂的「素質」、「寬鬆」、「多元化」的氛圍,於是0.1%的統治牢不可破,他們的地位甚至比封建血統都要穩固,long may they reign。

(三)
我們若說這是精英階層—也是制度制定者們,有意識的愚民教育,似乎有些陰謀論的味道,但我們只看結果,則是一個非常清晰的現象:民眾徹底被「愚」了—他們不知道如何去實現一個既定目標,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不知道自己的訴求。

我之前的文章寫過,香港的經濟活力被地產資本所吞噬,而香港年輕人絕大多數勞動成果,都通過極高的房價被地產資本家變相剝削了。但是他們從來沒有人看到這一點,沒有人意識到打擊高房價對於整個香港經濟體的巨大作用。他們香港如野獸般的房地產業—它死死的扼住了香港經濟的喉嚨,榨乾了香港經濟前進的動力。房地產行業已經牢牢地綁架了香港經濟與政治的方方面面:回歸前,香港房地產以及關聯行業增加值佔香港GDP的份額在40%以上,整個區域經濟活動幾乎圍繞著房地產業而轉。房地產投資佔固定資產總投資60% 以上,同時政府的財政收入也主要依靠土地收入以及其他房地產相關稅收。債券市場中房地產股佔港股總市值三分之一,股票和房地產價格呈現「榮辱與共」的現象。房地產和銀行業也互相依賴,房地產開發商和居民住宅抵押始終佔銀行貸款總額的30%以上。香港四大家族—李嘉誠、郭得勝、李兆基、鄭裕彤四家,全部以地產發家。

與之相對應的,則是野蠻地產業下香港人民嚴重受損的生活幸福指數:香港平均房價為家庭年收入中位數的12.6倍,居世界首位。截至2011年,47.7%的香港市民因無力購買私人住宅,居住在公屋(政府廉租房)或居屋(政府限價房)內。而其人均住房面積僅有12.8平方米。

高房價嚴重損害著香港的經濟活力,曾經轉口貿易中心的經濟紅利完全流入了房地產市場,而在全球貿易不景氣、中國對外交流出口遍地開花的當今,香港經濟轉型乏力,陷入了全面的困境。很簡單,我是資本家,投資地產業回報率最高,我肯定不會冒着風險去投資新興產業;我是一個普通人,我會去創業嗎?我們活下去就已經竭盡全力了。

土地成了香港幾大地產商發家的基礎,地產上的巨大收益,使得他們將觸角伸向其他領域。以至於形成今天香港幾大家族企業,控制香港幾乎所有公用領域的局面。電力公司、水務公司、煤氣公司,幾乎都在這些地產商的控制之下。香港的經濟被認為已經嚴重的卡特爾化—即幾家大的壟斷財閥掌控經濟的方方面面,享受經濟發展的成果,而普通人民只能在溫飽線掙扎。

回歸二十年以來,以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來衡量,香港從7,000美元增長至如今的38,000美元,翻了五倍有餘,成為了世界上最富裕的七個經濟體之一。然而普通人民的生活品質卻絲毫看不出如何「翻了五倍」:根據2016年樂施會報告,香港700萬人口中,貧困人口為117萬人,貧困率高達17.6%。香港最貧窮10%家庭平均月收入,從2001年的2590美元下降至2011年的2170美元,十年間下降了16%。而這十年間,香港薪酬最高10%的人群收入增長率高達60%;1997年,李嘉誠資產70億美元左右,2014年,李嘉誠個人資產310億美元,增長442%,而李嘉誠近十年來數次「分家」,子女繼承了其許多產業,李嘉誠家族資產,被認為超過1,000億美元。

據2016年瑞士信貸統計,香港人口中10%的富有人群控制著77.5%的財富,比十年前高出了近10%。基尼系數從1997年的0.518攀升到了2016年的0.539,位居發達經濟體之首。香港連續五年蟬聯全球住宅樓價最難負擔城市,房價入息比率為17倍,遠超第二位溫哥華的10.6倍。

一方面香港經濟活力受損,興新(新興)產業幾無發展,上升渠道幾乎被堵死;另一方面,香港人民親身體會嚴重的貧富差距,仰望著高不可及的房價,這種不滿情緒日積月累,成為駱駝背上越來越重的稻草堆。

房價遠遠超出合理範圍,香港特區政府多年來的治理缺失是重要原因。說起香港這幾任特首,董先森(先生)吼不吼哇,董先森當然吼啦,但是董先森為什麼吼呢?因為董先生是香港歷任以來唯一一個沒有地產背景的特首。董建華靠航運起家,父親董浩雲是香港「七大船王」之首。即便後來世界航運業不景,家族企業面臨破產危機,董建華也沒有收地產業一分錢,拒絕了四大家族注資之請,最後是霍英東帶領注資1.2億美元,董家企業才得以重整。董建華為了遏制地產投機大潮,大力興建房屋,恰好又遇到亞洲金融風暴,使得房價在他上任頭兩年跌去一半,此後又經歷SARS,房價在03年低谷時已經只有97年的三分之一。

而曾蔭權就沒有董先生這樣的高風亮節了,他在任期間被爆出多項涉嫌向商界利益輸送的醜聞,其中大多都是地產商。包括多次乘坐富商豪華遊艇及私人飛機外遊,還有各路地產商贈送的貴重禮物。退休後曾蔭權租用一處500平米的豪宅,年租金僅有8萬元人民幣,這是典型的利益交換,要知道我在香港讀書的時候,租一個7平米的單間一月都要4000人民幣房租。就在上個月,曾蔭權被法院裁定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成,判刑20個月。這件案子證據非常充份,所以無論在香港還是中國都沒有引起過多爭議,而拉他下水的就是地產商。曾蔭權任內7年,私人住宅落成量一直維持低水平,每年平均只有1.2萬套,不足董建華時期的一半。賣地數量同樣低,每年平均只賣出8幅住宅地,令土地及房屋供應出現斷層。在他任期內,房價飆升數倍,已經超越了97年的高峰。

香港第三人特首梁振英更是地產核算師出身,曾任香港測量師學會會長、香港房屋委員會委員,更是根正苗紅的「地產人」。然而,畢竟作為一個特首,還是要為香港經濟的全局考慮,梁振英也肯定明白地產業對於香港經濟的「吸血」與抑制,早在董建華時期,梁就是董限制房地產政策的支持者。等到他上任後,更是連續出台了限制房價的十條政策,被香港人稱作「梁十招」。然而他畢竟跟地產業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政策推行也遭到地產商處處掣肘,香港房價調控絲毫未見成效。

在任的香港新特首林鄭月娥,我又在她的履歷中發現了「2003年,出任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常任秘書長」這一條。

歷任特首裡,最有希望解決香港地產困境的還是董先森的政策。董建華特首推出的「八萬五計劃」可以說是利港利民,唯一不利的就是地產商。然而隨著政策的推出,香港房價持續下跌,香港有房人士坐不住了,因為他們說白了也是房價上漲的既得利益者。這時候香港媒體也跟著陰陽怪氣煽風點火—反正房價上漲是政府無能,房價下跌也是政府無能,媒體總要搞個大新聞把誰批判一番嘛,人家也要吃飯嘛。於是一時間整個香港哀鴻遍野:漲了這麼多年的房價下跌啦天要崩啦地要裂啦大清國要亡啦……更過份的是還給董特首取了一個外號叫「董八萬」。最後在香港人民抗議房價下跌的一次又一次抗議遊街中,「八萬五計劃」胎死腹中,香港房市也最終走上了一條不歸路。

(四)
本文的題目是「香港這座城市還有救嗎?」,也可以換成一個更精確的說法是「香港的年輕人們還能變聰明點嗎?」—我給出的答案是悲觀的。因為香港整個地方太小了,太閉塞了;而本地人又因為曾經得天獨厚的地理歷史因素,彌漫著一種發達過後弄弄的傲慢情緒。可以說整個地區的人都喪失了批判性與反思性,固(故)步自封。如果拋去了香港優越的先天環境,香港年輕人(除0.1%的精英外)所受的教育和專業素養,至完全不足以在一個大市場中與大陸青年競爭的。同時香港長久以來受到西方價值觀的衝擊,普通民眾很容易被蠱惑,上一次街,遊一次行,就能獲得一些虛偽的滿足感,覺得自己多光榮多正義多威武霸氣了,然後繼續用自己的血肉去供養地產資本家,被人賣了還替人數錢還可開心呢。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我已經畢業回來了,我也沒有那麼聖母去過多操心香港有沒有未來,我比較操心我們自己的未來。當今的香港社會是一面鏡子,能反應(映)很多的問題。

首當其衝的是教育問題。我在之前很多文章裡都說過,我們國家最偉大的成就之一,就是把九年義務教育全國性推廣。這一舉措讓即便最偏遠的農村、山區、少數民族地區都納入了現代化的軌道,為改革開放後的人口紅利提供了堅實的基礎。人口紅利,不是單純的人多,而是能夠達到工業化生產要求、能夠納入經濟體系的勞動力多,這才是真正的「紅利」。義務教育帶來的是高素質勞動力,這個「高素質」不一定是要讀到本科碩士之類,而是針對經濟活動來說的。放眼全球,中國的九年義務教育水平已經算是妥妥的「高素質」了。為什麼印度人口同樣眾多,但是沒有非常明顯的人口紅利存在?因為印度沒有經歷過我們翻天覆地影響深遠的革命,農村等廣大地區封建殘餘嚴重,廣大人口活在泥裡並不能為工業生產所用,網上經常調侃的印度「一億人口,十億牲口」,雖然有一些侮辱性的含義,但也恰如其分地表達了印度現狀—廣大人口既不能為工業生產所用,也沒有實力進入市場去消費,他們是被整個經濟體拋棄的一群人,要命的是這群人是國家人口的絕大多數。

劉慈欣創作的科幻小說《鄉村教師》,就是一曲平凡而偉大的基層教育工作者的讚歌:

「那麼,他們的個體相互之間的信息交流方式是甚麼?」

「極其原始,也十分罕見。他們身體內有一種很薄的器官,這種器官在這個行星以氧氮為主的大氣中振動時可產生聲波,同時把要傳輸的信息調制到聲波之中,接收方也用一種薄膜器官從聲波中接收信息。」

「這種方式信息傳輸的速率是多大?」

「大約每秒1至10比特。」

「什麼?!」旗艦上聽到這話的所有人都大笑起來。
「真的是每秒1至10比特,我們開始也不相信,但反復(覆)核實過。」

「上尉,你是個白痴嗎?!」艦隊統帥大怒:「你是想告訴我們,一種沒有記憶遺傳,相互間用聲波進行信息交流,並且是以令人難以置信的每秒1至10比特的速率進行交流的物種,能創造出5B級文明?!而且這種文明是在沒有任何外部高級文明培植的情況下自行進化的?!」

「但,閣下,確實如此。」

「但在這種狀態下,這個物種根本不可能在每代之間積累和傳遞知識,而這是文明進化所必需的!」

「他們有一種個體,有一定數量,分佈於這個種群的各個角落,這類個體充當兩代生命體之間知識傳遞的媒介。」

「聽起來像神話。」

「不,」參議員說:「在銀河文明的太古時代,確實有過這個概念,但即使在那時也極其罕見,除了我們這些星系文明進化史的專業研究者,很少有人知道。」

「你是說那種在兩代生命體之間傳遞知識的個體?」

「他們叫教師。」

有很多人認為「高考」是我國教育公平的很好體現,我說並不完全正確,真正的教育公平在於教育資源的分配,高考只是很小的一個組成部份,只是一個結果、一個儀式化的認證,我們不能像香港人一樣只看到表面現象而忽視了本質問題。所以,正如我在《基層醫生、教師的普遍困境:為甚麼工作這麼辛苦,待遇卻這麼低?》《醫療、教育、養老與社保的困境,最好的解藥在哪裡?》這兩篇文章裡,用近三萬字分析的結論:有些行業不能市場化,醫療算一個,教育算一個。

有些人說醫療養老教育這些問題是市場化不完全的問題,能說出這種話的要麼是腦子壞掉了,要麼是良心壞掉了。我們分析了這麼多還看不出來嗎,完全市場化,像美國那樣精英學校、私立醫院就好了?除了少數富豪,廣大民眾都看不起病上不起學就好了?現在社會其實有一些很不好的端倪了,國家對醫療和教育的財政支持不夠,醫生待遇低,用藥品回扣、濫開檢查來彌補;教師待遇低,優秀老師紛紛流入私立學校,而公立學校師資力量越來越弱,老師越來越混日子劃水(跑龍套 );精英子女要麼出國要麼去昂貴的私立學校。看看美國和日本,公立學校都是甚麼樣子,這樣下來社會更加固化,精英永遠是精英,屁民就在看不起病、上不起學的泥潭裡爛掉了。

另一個是房地產問題,正如前文所述,香港是被房地產吸乾了經濟活力的城市,縱使有輒繁華發達的表皮,大多數普通民眾也很難享受到發展帶來的幸福感。我們房地產市場面臨著同樣的問題,就比如「六個錢包」(夫妻,和兩邊四位父母)供養一套房產的理論,這說明房地產產業不光吸老百姓的血,還在吸其他產業的血—六個錢包都供了房子,那別的產業評什麼活?更多地(的)分析在《房地產市場批判》一文中也已經說得很詳盡了,這裡就不再贅述。

還是那句話,為啥我總是不厭其煩地分析香港問題,因為有些不僅僅是香港的問題。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編按:趙皓陽,90後,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香港浸會大學碩士畢業生,創立有公眾號《大浪淘沙》及讀書會,曾以一篇《被割裂的北上廣深》的爆紅網絡,2017年出版書籍《生而貧窮》。)

浸大內地畢業生撰文問,香港這座城市還有救嗎?。香港《蘋果動新聞》
浸大內地畢業生撰文問,香港這座城市還有救嗎?。香港《蘋果動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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