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化中國」到「活化國文」

出版時間:2019/07/03 21:28

許惠琪/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上一場國民黨總統初選政見會上,幾位候選人都提及不同於「政治中國」的「文化中國」概念。「花果飄零,移根自植」是近代儒學大師唐君毅之語。臺灣是保留五四新文化與舊傳統的薈萃之地。直到今天,國學教育或許不能用以建構政治社會制度,否則將致「新莽復古」之譏,仍可提供社會穩定、和諧的精神力道。
    
連續一週每日數十小時的批閱大學國文期末報告,精神上卻豐實甚至驛動。學生很能體會我上課的主軸:「原來經典與時代靠得這麼近」。作業每能就當代爭議事件,導入傳統思維。
 
例如:長榮罷工事件,當然我們不能以墨子「兼相愛」精神,取代勞資相關法律,公司如何在員工福利及公司獲利之間,尋求平衡,有賴去年7月《公司法》未能通過的條文:許毓仁委員的「共益公司」或時力黨團的「兼益公司」落實社會企業責任,並且應制訂杜絕「洗綠」的法規。但「徒法不足為政」,「兼相愛」精神還是解決爭議的最終途徑。
 
再如:反送中事件,涉及司法權能否獨立於行政統治之外的問題。我上課帶學生從國中國文課文〈張釋之執法〉繼續讀完整個《史記》的〈張釋之馮唐列傳〉,國中國文課本的詮釋是「張釋之捍衛法律的公正性」。但讀完《史記》全文,必須很無奈地說,與其說是張釋之有風骨,不如說是文帝有氣度。《史記》記載在文帝支持下,張釋之能堅持「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將倚恃祖母寵溺而駕車闖司馬門的太子、梁王攔下,「後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稱病。欲免去,懼大誅至。」太子即位為景帝,張釋之驚懼誅殺將至,後來用王生的計策,終於見到景帝,為當年堅持執法而謝罪。專制時代的法律公正性,倚賴帝王的肯否,民主時代呢?學生報告從香港與中國司法權問題、大法官交錯任期制,延伸《史記》的〈張釋之馮唐列傳〉的思考。
 
大一國文(或稱大學國文)並未分科系,學生並非全屬社科院,課程目標也絕非化為「中國政治史」、「中國法制史」,而是站在常見的國學經典,如:《墨子》、《史記》如何活化的立場,提出這些教學計畫。並配合「博恩夜夜秀」、「啾啾鞋」等時事諷刺頻道,引起學習動機。經典如何與法政社會對話,是方今大學國文教學尚可再著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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