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運人的10年感慨:港警成替死鬼

出版時間:2019/07/21 00:01

葉子揚/​香港註冊社工

香港警民關係發展到今天的地步,不可能抽空社會處境和歷史脈絡。

我從反高鐵運動年代(2009年)開始參與社會運動,是有資歷的80後左翼社運人,那是曾蔭權執政年代,警務處長是鄧竟成,那時抗爭者與前線警員都很客氣,2010年1月初,我參與第三次包圍立法會,當時的舊立法會是現在的終審法院,我記得當晚在昃臣道香港會對出,躺下與身邊的抗爭者手勾手,等被警員一個一個抬走,大家都很清楚遊戲規則,抬走後基本上會放行,我們最多都只會罵前線警員扭手或捏臉,但沒什麼武力衝突場面。

到差不多10年後的今天,社會經歷過3任特首、3任警務處長,作風一任比一任強硬,中國大陸對香港的箝制逐年增加,功能組別(立法會職業代表制)和中國大陸欽點依然存在,社會經歷了好幾場大型運動,包括反國教、爭取香港電視發牌、碼頭工運、劉進圖被斬、李慧玲遭滅聲、和平佔中商討、學生罷課、雨傘運動、新界東北發展、年初一旺角衝突、林榮基被擄、橫洲黑幕、立法會DQ(Disqualify)、東大嶼人工島、國歌法等等、直至今次反送中,這10年其實香港人經歷了很多場敗仗。

而事實上,政府官員已有足夠票數,他們不須聆聽異議人士的聲音,立法會淪為橡皮圖章,泛民主派、自決派、本土派議員都只是紙牌公仔,一到投票注定要輸,他們跟你玩假都覺得浪費時間,官員問責制失效,做錯事不會被彈劾。

就算不是最高峰期有200萬人上街,有4位抗爭者自殺,有抗爭者不計後果都要佔領立法會宣讀抗爭宣言,前後近1萬4000人次的香港媽媽集會,有73歲陳伯為首的抗爭者絕食明志超過280小時,有7月開展的全港各區遊行,有和平抗爭者或媒體工作者被打、被捕,不斷激化對立的警民衝突,直至17日仍有9000位銀髮長者靜默遊行……,就算社會經歷有前所未有的撕裂,林鄭月娥都依然氣定神閒,從沒想過須為撤回惡法和辭職負責,反而不斷將前線警員當擋箭牌,還確保他們對付抗爭者的暴行不被追究,以致他們可以無後顧之憂地去打。

當然,我不是指所有人都會這樣做,但無疑是開了綠燈給一些想這樣做的前線警員,就正如古語有云,樹大總會有枯枝,當權者應該是盡可能想辦法去避免這些情況,但林鄭政權的做法卻剛剛好相反。

抗爭者方面,警民關係變差可追溯至雨傘運動,由放第一枚催淚彈開始就沒有回頭的餘地,但有權力這樣做的絕非前線警員,而是背後下達命令的當權者、行政長官梁振英和警務處長曾偉雄,當時大部分示威者都堅持和平、理性、非暴力,可惜香港前所未有的79日抗爭,得到的結果是政府以執達令行政手段,利用前線警員來清場,抗爭者經歷無盡的無力感與失落,甚至可以說是抑鬱,每一場運動的結果都是輸,因為我們的對手正如前文所講,是躺著也會獲得勝利。

抗爭者會想,既然以往的方法行不通,傳統政治領袖使不上力,就將抗爭手段升級,尋找可以代表自己的政治領袖,當然這仍是一個死胡同,重點是之前所經歷的失落情感都無法宣洩,結果就出現2016年的年初一旺角衝突事件,這一批抗爭者全力反擊政權暴力,但他們不會真正打到梁振英、曾偉雄等其他政府官員、任何一個親北京派的議員,因此,剩餘的對象只有當權者推出來成替死鬼的前線警員。

在此同時,這種模式變成了一個慣性,當權者倚靠前線警員頂替自己的暴行,結果警隊內部就形成了一種要打得越狠才會快升職的風氣,個人越是好勇鬥狠,幕後指揮官就會將你放在越前線,如果你比較溫和會同情抗爭者,就會被越放得後方。很多前線抗爭者未必會洞察到這個現象,正如很多前線警員都未必會意識到,大部分抗爭者是以和平手段去參與行動,畢竟華人社會習慣以集體性去判斷事情,卻忽略了獨立個體的自由意志。

警民關係的撕裂,其實這4年多以來幾乎沒處理過,且因當權者處理手法和社會大環境變異而不斷激化,繼而就演變成今天大家見到的悲慘景象。問題核心其實是在香港的政治制度,制度不變,關係只會不斷激化下去,香港市民未必想到最終變成這樣。

能夠理性討論極有耐性的人,或許在你的崗位、生活圈子內可能發揮一些作用,把握任何可以投票的機會,「我相信」你「都」是一個愛香港的人,會站出來參與抗爭、願意不惜一切的代價去爭取的人,「我們站出來」都是源自對這個城市的愛,為了守護著我們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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