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大陳偉信:反送中「界外效應」——香港再定位

出版時間:2019/10/21 21:02

陳偉信/香港中文大學全球研究學士課程兼任講師、香港國際問題研究所秘書長

香港反《逃犯條例》修訂的社會運動,將香港重新推到國際政治的刀鋒口上,10月至11月運動的「國際線」更推入新的階段︰美國眾議院一致通過涉及香港事務的3條法案,包括經修訂後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而修訂了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內容在訂立標準的時候更為精細,例如引入《國際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及《國際人權公約》,作為衡量香港人應有人權及自由的基準;同時在打擊層面更為廣泛,由以往涉及個別指定案件如銅鑼灣書店及《新維月刊》事件,轉為廣義地侵害香港人權、人身安全及自由的官員及其家屬。

法案現正等待參議院審議,而一旦參議院通過並與眾議院版本完成磨合,法案就會交付總統川普簽署。雖說在中美貿易談判之時,川普曾向國家主席習近平伸出欖枝,指香港問題有著明顯改善,相信北京政府會對香港待之以仁。但經過近年川普外交學的「震撼教育」,香港社會普遍相信這不過是川普常用的談判策略,而法案本身也沒有限制總統的權力,相信即使法案沒有在參眾兩院得三分之二多數支持,川普行使否決權的機會也不大。

這場反《逃犯條例》修訂的另一條「國際線」︰民間國際戰場的互動。畢竟筆者在數月前難以預視到的,是NBA球隊休斯敦火箭總經理莫利的言論,正式將美國民眾及商界拉到這場宏觀中美角力的戰場,而這卻是香港在「國際線」上的優勢︰作為港口定位及民間海權資源的獨特地緣政治價值。

事實上,不少學者提出這場反修例(台稱「反送中」)運動,是一場「香港尋根之旅」,透過與政治制度及國家權力的激烈衝突,公民社會的討論互動,重新回答一條去殖化過程必然要回答的問題︰「香港(人)是甚麼?」對筆者而言,香港社會在這場運動「解放」了「國際線」,正正是從國際關係及地緣政治角度回答這道考題的標準答案。

須知道,昔日香港社會運動對「外國勢力」介入諱莫如深,深信假如國際社會——不論是言語上還是政策上——介入香港事務,只會落得北京口實將其演繹為「顏色革命」,繼而以強硬手段鎮壓香港的民主運動。然而,這場已歷時4個月的反修例運動,有不少民間國際連結的例子,例如藝人何韻詩到不同的城市演講、參與當地團體舉辦的遊行以及在國際組織會議發言;香港大專生「學以致用」,主動組織遊說團到美國、英國等國家,遊說這些國家能主動介入香港事務;在世界各地的香港留學生及移民,在反修例運動初期已參與不同的文宣製作,以其在地的知識建議文宣團隊如何修改才能引起當地社會共鳴,以及透過當地網絡聯繫合適報章刊登。

對於Air Drop(蘋果ISO系統隨建即連網路)都不懂使用、連登P牌(新註冊會員有一定的使用限制)都沒有的建制派而言,自然難以理解上述行動為何在「短短3個月內」紛紛出現,故只能以「外國勢力論」回應。認為一定有「外國勢力」早已在香港「教育」反對派,卻不知這是倒果為因︰不是因為「外國勢力」的教育香港才會聯繫國際,而是香港作為「港口」的地緣特性,早已埋下香港「民間海權」(civilian sea-power)的種子,一旦發芽即可聯繫世界。

而回顧歷史,香港一直在「政治上」是國際社會的重要窗口︰辛亥革命的成功、菲律賓獨立運動、越共的成立,多多少少有著香港的身影。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毛澤東早已強調就香港問題要作「長期打算,充分利用」;在一些「六七暴動」的解密談話紀錄中,提到「香港工作是世界工作的一部分」,要透過香港將革命思想及物資輸出去,均表明香港聯繫世界的能力,並非這4個月才發生的事。

所謂的「民間海權」(civilian sea-power),作為學術概念它指的是一個以民間活動(civilian actions)為基礎、由民間組織(civilian actors)所建立、以自身的海洋網絡(maritime network)建立「文明權力」(civilian power),影響國家外交政策及行為。而要有效建立「民間海權」的兩個前提,一是執行者有幅員廣泛的港口網絡,足以透過自身的網絡優勢,聯繫不同持分者,共同推動相關外交政策及政治行動;二是執行者有堅實的經濟及價值生產及再生產能力,足以從「利益」及「規範」層面影響國際社會取態。

而香港「民間海權」的原點,正正在於香港一直是「世界的轉口港」,有著堅實的商業價值,成為國際社會不得不關注的港口;也是華人離散群體網絡的重要節點,不論在英美加澳紐的香港移民、在歐洲大陸的香港留學生及工作夥伴、在東南亞的華人遺民後裔,或多或少均與香港扯上關係。

而這場反修例運動的訴求,正好填補了香港一直落後於「經濟生產能力」的「政治價值生產能力」︰多場上百萬人的和平示威、對民主政治及自由民主的訴求、面對催淚彈時的創意策略等,有效在地的運動文宣,令香港社會重新走入西方社會的政治價值體制,甚至成為北京銳實力如何影響自由社會、面對威權政權制度及實際暴力如何應對的案例。

結果在4個多月後的今天,香港跟美國、跟加泰羅尼亞、跟Pewdiepie(瑞典籍YouTuber)「突然之間」We Connected。而「Stand With Hong Kong」背後所代表的政治價值生產能力,配合既有的經濟生產能力、傳統的離散群體網絡,以及更為直接及幅員更廣的社交媒體網絡,香港社會再次回到這個既熟悉又陌生的身分︰一個在「民間海權」概念處於領導地位,擁有大量發展「民間海權」政治及經濟資源的「港口大都會」(port metropolis)。

事實上,本來北京在走向國際一直可以利用香港「港口大都會」的身分,透過香港龐大而有效的「民間海權」資源來填補她在海洋控制及海權發展的空白,卻因為「解說不足」的修例工作、「剛愎自用」的政治判斷,以為香港的單獨關稅區地位「僅」源自於《基本法》,完全漠視港口網絡從來都是多邊共識結果,最終將使用香港「民間海權」資源的主動權,徹徹底底地流放到民間社會及反修例運動參與者手上。

這既違犯了當日毛澤東、周恩來對香港問題「長期打算,充用利用」的判斷,不將處理香港的工作視為世界工作的一部分;也在北京極力地以「一帶一路」建立屬於她的「民間海權」資源及海洋網絡之時,將香港這些本可為北京所用珍貴的「民間海權」資源徹底打爛,平白地為習近平添煩添亂,也難怪有網民提出特首可能是英國間諜——儘管對於身處局內的筆者及其他香港人而言,這不過是聊以自慰的戲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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