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察官陳瑞仁:當法官成為第13位陪審員時

出版時間:2019/10/30 20:56

陳瑞仁/最高檢察署調辦事檢察官

昨(30日)上午最高法院對台北市前議員謝明達貪污案的非常上訴舉行言詞辯論,爭點是三審(法律審)能否推翻二審(事實審)的有罪判決而自為無罪判決?

我國最高法院一般在推翻高等法院的有罪判決後,都是將案件發回讓高等法院更為審理,很少由自行判決無罪而讓案件確定。謝明達貪污案前三次經高等法院判決有罪,最高法院在撤銷有罪判決後,都將案件發回,但在第四次審理本案上訴時,最高法院刑事第三庭在撤銷原審判決後卻不再發回,而未經言詞辯論,自己認定被告所收受之款項應是借款不是賄賂而判決無罪,致引發社會各界議論紛紛。檢察總長也針對該判決提起非常上訴。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398條雖有規定,在「不影響於事實之確定」時,最高法院應在推翻二審法院的判決後自為判決。但將廠商交付給公務員的款項從「賄賂(紅包)」改為「借款」,會是「不影響於事實之確定」嗎?最高法院刑事第三庭或許認為國家的終審法院應該發揮個案救濟的最後一道防線功能,雖是法律審,也可以更正下級法院對事實認定之謬誤,自為無罪判決以早日終止被告之官司折磨。

但這種法律審法院針對事實的救濟功能,是應該在撤銷原判決後將案件發回下級法院重新審理?還是可以直接由自己判決無罪?其背後其實有深層的審判法理。就以此制度的始祖即美國而言,其法律審(二、三審)推翻事實審的有罪判決(含有陪審團之審判),理由可區分為二大類:(一)罪證不足(insufficient evidence)與(二)證明力的評估(the weight of evidence)不同。

簡言之,若是所有證詞與證物都可以採信,仍不足以證明被告犯罪,是「罪證不足」(例如證人說有看到被告在搶案發生後從銀行走出來這段證詞是可以採信,但除了這項證詞以外別無其他證據);若是二位證人之證詞互相衝突(例如性侵案件被害人之指述與被告之辯解截然不同),下級審採信其中一位的說詞而上級審認為有疑義,則屬於「證明力的評估不同」。在前者即「證據不足」時,上級法院可以自行判無罪,在後者即「證明力的評估不同」時,則必須將案件發回重新審理(含重新選任陪審團)。

為什麼要做前述這種區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1982年的Tibbs案說明如下:當上級審法官基於「罪證不足」推翻下級審的有罪判決時,他是認為任何一個理性的陪審團都不可能在這麼少的證據之下做出有罪判決,所以他可以自為判決無罪。但如果是基於「證明力的評估不同」之理由時,他只不過是站在「第13位的陪審員」的地位,對於其他陪審員關於互相衝突的證詞之結論表示不同意見(sits as a "thirteenth juror" and disagrees with the jury's resolution of the conflicting testimony),所以不能直接判無罪,而只能給被告第二次的機會,將案件發回,讓新的陪審團再重新審理一次。也因為此種重審與「陪審團懸而未決」(hung jury)無異,所以也不會違反「雙重危險禁止原則」(double jeopardy)。

謝明達案最高法院刑事第三庭是在互相衝穾的證詞中做出與下級審不同之判斷(一說是賄賂,一說是借款),明顯是以第13位陪審員(相當於我國二審合議庭的第4位法官)之身分說話,縱使要超越我國現行法條文做美國式的思維,也應該是將案件發回,而不是自為無罪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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