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工觀點:野蠻的台灣檢察制度

出版時間:2019/11/20 15:35

白儂/社工

107年1月桃園就服公會召開一場名為「性侵被害人成為通緝犯」記者會。一名長相酷似蔡依林的印尼籍看護安安,被前雇主父親蘇姓老翁指控偷走他上大號時脫在客廳的外褲,口袋內有一串鑰匙、2000元及手機。
 
相信任何心智健全有判斷力的成人,不禁生疑一個大男人,在什麼情境下,會在自家客廳、非家人女子面前光屁股?
 
日前筆者受法院傳訊就安安竊盜案部分出庭作證。刑事詰辯制度已在台灣實施20餘年,始終戲碼不變的是蒞庭的檢察官永遠扮演「上帝那隻沒眨過的眼」強勢主張;被害人蘇姓老翁未對安安強制猥褻或強制性交未遂之行為,倘若安安以險遭性侵而脫免竊盜罪則,不啻鼓勵所有社會大眾,甚至潛在的犯罪者,多多將責任推給被害人,刑罰將再難收一般預防、特別預防之目的。
 
看似正義凜然的一段話,充斥對疑似性侵被害人強烈敵意,也彰顯公訴檢察體系對於任何坐在被告席的人,只有「人設」的崩塌,沒有無罪推論下的基礎「人權」。20年來由「必要之惡」至「全然有益」,是扣罪被告唯一的進化路徑,也是法律良知與消業障的過度補償心理。
 
估不論;檢察官在詰辯攻防時,首先要我證述介入的時間點,我能體會。但要我這個華人背出安安母國家中冗長的印尼文住址來證明,在安安成為人球當下,我有實際收容連結性的荒誕,已超越我的理解力。
 
不只安安這個案,盤點108年桃園就服公會約略協助外籍勞工申請的法律扶助,近50件,大部分都集中在外勞申請Sin卡(社會保險卡)後,證件被冒用而成人頭受災戶,明明每張刑事傳票上清楚記載當事人可以依法申請法律扶助。但每當訴訟當事人以申請法律扶助程序中告假時,經常接到地檢署循線打電話嗆聲:「檢察官沒有准假,不來……就拘提外勞。」心中冒出的黑人問號,勾稽了長久的狐疑:「刑事被告真的沒有人權。」
 
外籍勞工在這片土地上一但成為被告,連最基本的「話語權」都被削弱。以安安為例,從警局到地檢署找來的通譯,均為不識國字之人,如何能期待筆錄的真實性?
 
何況今年3月7日監察院內政及少數民族、司法及獄政委員會聯席決議文;安安在台北市中正一分局忠孝西派出所製作筆錄痛訴險遭性侵時,該所非但未依性侵防治法立案調查及通報相關機關,並率予指定印尼方言能力不佳李姓通譯,並阻擾安安申請律師到場,全程未詳實翻譯,且逕自代為回答,至筆錄紀載內容失實,嚴重侵害安安訴訟權益。更離譜的;在筆錄結束前李姓通譯以印尼語對安安說: 「不喝水,我就強姦妳」,引發輿情譁然。
 
今年7月份台北地院民事庭經過1年的審理,判決李姓通譯性騷擾成立,判賠安安2萬元。
 
原以為法律人應信奉的《憲法》與尊重的司法判決,結辯時,公訴檢察官卻以《憲法》賦予人民的陳情權與訴訟權,作為安安有罪的論據之一。以罄竹難書的語氣論告安安陳情監察院、提告蘇姓老翁性侵、李姓通譯性騷等自力救濟是毀人名節。
 
這種將小市民的掙扎,視為一種對司法的叛變,再而無限上綱延伸為被告「犯後態度不佳」的欲加之罪,不也自曝檢察體系長久怠惰蒐證、職能不足,慣用權勢野蠻而侵害人權?不足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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