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律師鄧偉鈞:從疑惑到羨慕——港人眼中的台灣選舉

出版時間:2019/11/20 20:29

鄧偉鈞/香港大律師

根據台灣內政部移民署,近年移民台灣的港人數字急升,單是2019年1月至7月,獲准居留與定居的港人數目,比去年同期分別高出3成半以及2成半。這個現象,不管對於是台灣人還是香港人也好,在20至30年前可以說是難以想像的。

1980、1990年代的港人,沒有辦法理解為什麼台灣人對政治熱中,當然更加無法明白為什麼堂堂立法院,委員之間竟好像流氓一樣大打出手。大多數港人認為政治是個由上而下(top-down)的事情,在上的官員,把法律跟政策都制訂好了,在下的大眾只須奉公守法就好,熱中政治的,反而被視為不務正業的人。

這種想法是150多年的港英管治所培養出來的。英國人管治海外屬地經驗豐富,目標清楚,她只是想確立貿易據點,而不是把當地人改造成大英子民,對於屬地的傳統習慣,英國人十分尊重,可以不管的盡量不管。

港英政府先進開明

根據1912年的《假期條例》,10月10日的雙十節在香港是公眾假期,雖然中共上台後,雙十節不再是假期,但每年的十一雙十,五星紅旗跟青天白日紅旗一樣隨街飄揚,無須忌諱。一直到1971年,即英國人管治香港120多年了,華人的嫁娶跟繼承事宜,大多仍舊按照大清律例跟中國傳統習慣,而非港英法律。150多年的英治,港人沒有多少人讀過莎士比亞,但卻差不多人人都看過金庸,好幾位香港總督更是漢學家,國學底子比歷任的特區政府行政長官(即特首)好得多。

不是說英治下的香港是個絕對公平的社會。英國人由始至終在香港都有特權,本地華人菁英要在政經界爬上最頂尖的位置,不容易。而且,在1970年代以前,港英其實沒有花很多心思去照顧本地華人,貪污問題亦頗為嚴重。

但1950、1960年代之時,大多數華人還很窮,沒有讀過多少書,能夠遠離戰爭跟政治風暴而安身立命於香港,已經很滿足。英國的法律經濟制度比中國的先進開明最少幾十年,就算沒有特意為華人做什麼,香港也比當時其他華人社會文明。最少,人們不會因為批評嘲諷港督就惹禍上身,這種自由在同時期的大陸甚至台灣,也是沒有的。

1967年,在大陸的文化大革命下,香港爆發了反英暴動,總共死了51人,近千人受傷。暴動雖然明顯是中共在背後推波助瀾,但港英政府沒有把責任推給中共,反之,在暴動過後投放大量資源改善民生,包括公共房屋、廉政公署、9年免費教育、新市鎮等等,令港人得以安居樂業。

1997年初,政權移交前夕的香港,經濟總量差不多是整個大陸的20%,外匯存底比大陸多。香港不但是當時華人社會中最富裕,亦是最自由且廉潔的。因此,很多香港人以為,沒有民主也無所謂,反正一樣有自由、繁榮和法治。多年來,縱然說得一口流利英文的華人菁英不少,但若非九七問題,香港從來沒有出視過類似蔣渭水的人物,遠赴倫敦為港人爭取權益。

香港人也不是沒有為家園而在港英年代上街爭取過,例如1973年就曾經有反貪示威,最終加快廉政公署的成立,但審時度勢港英政府,就是很少要港人大反抗才懂得應對。

紅色商人引爆民憤

相對之下,除了上述由中共引發的六七暴動以外,1956年國共支持者亦曾經在港流血衝突,最終釀成59人死,500多傷的慘劇,因此很多港人一聽到「政治」又或者「黨派」這些字眼就害怕,當中不少人正是為了逃避國共內戰,或是中共的政治運動才南下香港,當然更不想回頭參與其中。

於是,大部分港人歸納出結論:由上而下的菁英管治帶來穩定,由下而上(bottom-up)的社會運動卻帶來動盪。眼見台灣1980年代高速的經濟增長,香港人很難明白台灣人為何不好好珍惜,卻一窩蜂投身吵吵鬧鬧的政黨政治。再加上對台灣的認識不足,1990年代之時,不少港人只從台獨與否的角度去看台灣選舉,結果更加深了港人本來對全民政治的忌諱。

英國人撤出後,補上政府領導層的,是高級公務員跟空降的紅色商人。但那些人並沒有政治歷練,英國上司一走,遇事沒有決斷力,長遠又沒有歷史眼光,當然也沒有向大眾推銷政策的口才跟魅力。更甚者,政府不去解決港人迫切的問題,卻出盡全力去執行北京指使的政治任務,最突出的例子,是2003年SARS肆虐,特區政府卻推北京授意的《國家安全草案》,最終引爆民憤,50萬人上街。

香港人第一次明白,不能老是依靠由上而下的管治,有時要親身參與,由下而上的迫使政府跟隨民意。但那種覺醒只維持了短時間,不足以扭轉港人對台灣民主的困惑,原因有二:一、那時的中共領導人還會審時度勢,不但撤回《國家安全草案》,更換走特首以及幾個不受歡迎的官員,而且那時港人對北京還有點期望,以為它會隨著經濟發展而開明起來。二、港人看見2004年陳水扁競逐連任時莫名其妙的槍擊案,不禁質疑一人一票選舉是否真的可以理性選出可靠領袖。

SARS過後,港人過了幾年相對平穩的日子,但2008年開始的金融海嘯,卻開啟了另一連串衝突的序幕。金融海嘯下的大陸經濟,其實沒有外界想像中好,出口大受打擊下, 北京只得推出兩項刺激需求的政策:一、大增貨幣供應,二、大肆投資基建。但很不幸地,這兩項為港人的帶來十分沉重的影響。

第一、熱錢湧入香港房地產,房價一飛沖天,就算是名牌大學畢業的青年,沒有父母支持,想找個小單位成家立室也十分困難。與此同時, 大陸自由行大量湧入,香港的街道好像不再屬於香港人,各種由文化差異而產生的摩擦亦因此一哄而起。

另一方面,香港被迫配合大陸的基建項目,動不動就是幾千幾百億港元,當中十之八九都是造價高、效能低。港英所建的整個新機場以及一系列配套的公路、鐵路、跨海大橋等,只用了1553億多港幣,而特區政府擴建現有的機場而已,報價1415億港幣。

北京承諾普選食言

而且建好了使用率往往只有原本吹噓的一半不到。2018年開通的高鐵,最初的客量預算是每日10.9萬人,結果1年下來,只有5.2萬左右,不到50%。與此同時,公共服務在這22年來幾乎沒有進步,港人想到公立醫院照個電腦掃描,要排期好幾個月,想見專科醫生,動輒1年以上,做個白內障手術要等2、3年。

2014年,北京就《基本法》所承諾的普選特首兼立法會食言,只允許先由北京欽點候選人再讓港人投票,港人被耍了,於是爆發了2014的佔領中環運動,數以萬計的青年長期佔據各市中心。港共卻半步不讓,只守不攻,最終不到3個月就把佔中運動拖垮。但跟港英政府在六七暴動後的自我反省不一樣,港共政權平定佔中,並沒有想過要做有益民生的事去贏回港人的心。相反,港共的結論是,港人的反抗充其量也不過如此而已,根本不需要認真看待。 

於是,之前的民生問題沒有解決之餘,港共的政策更加一面倒為北京量身打造,而且以選擇式執法來打擊反對派以至其他的濫權與私相授受行為,愈來愈肆無忌憚。

佔中雖然沒有帶來實質成果,但港人終於面對現實,由上而下的政治體制再也行不通。與此同時,台灣於2016年經歷第三次的政權輪替,再沒有什麼槍擊案之類的鬧劇,民主制度漸漸成熟。港人終於明白,政黨之間為求選票而吵吵鬧鬧,其實由大眾去督促當權者的體現。參與政治不再是不務正業,而是為自己未來而努力,港人開始羨慕台灣的民主制度了。

佔中過後,香港瀰漫著一股無力感,很多人都心灰意冷。如果北京有耐性的話,說不定真的可以在20年後磨滅反對聲音。但北京大概急於把流入香港的黑錢抓回來,於是一意孤行強推送中,結果引爆了港人多年來抑壓的怒氣。

中國模式的試金石

港人這次拋開對港共政權的一切幻想,轉而以自己的方法去迫使政府就範。一座只有700萬人的城市,100、200萬人湧上街頭。及後的抗爭,雖然在港共的打壓下由合法漸轉非法,港人面對的警暴,也由胡椒噴霧、木棍提升至橡膠子彈、實彈,但港人還是沒有屈服。在這場抗爭中,從來沒有所謂的「大台」,是場真真正正由下而上,每個人擔起自己責任去改變未來的運動。

北京對香港局勢大概有兩條底線:一、不能摧毀香港這個全國唯一的國際金融中心;二、不能丟失對香港的最終控制權。面對持續半年的衝突,究竟如何在這兩條底線之間收拾殘局,北京本身可能也一籌莫展。

北京近年推廣所謂的「中國模式」,主張經濟發展跟民主自由、法治沒有一定關係,集權體制反而更有效由上而下統一資源去發展經濟。然而,「中國模式」究竟能否支撐現代金融科技的經濟發展,實在言之尚早。北京經營了香港22年了,「中國模式」能否維持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很大程度上預示了這個模式可不可以在未來的中國大陸以至其他國家存活下去。從這個角度來看,香港這場不只是地方運動,而是人類文明進程上的又一試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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