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靜怡:辭職角力下的「災難法律學」

出版時間:2014/08/08 00:16
經濟部長庾次長雙雙請辭。
經濟部長庾次長雙雙請辭。

傷亡慘重的高雄氣爆事件發生至今逾週,幾乎可以確定這是場應避免而未避免的人禍。然而,在哀慟當天的第一線防災者不該輕易成為死難英雄之餘,我們目睹的卻是絕大部分政府官員拖延認錯時點,直到逼不得已,才以辭職進行中央與地方的政治角力。這種不顧基本法理,大搞以「究責」為名的「卸責」把戲,充其量只證明了我們是個連「人為風險的治理和控制」都「無心無能」的國家。
        
當政府「選擇發展」特定產業及產業聚落所在地時,就必須對該產業所涉的基礎設施配置方式和相關風險,負起「全程全面」的管制責任。不分中央地方,此一責任不僅包括立法者應該訂定周延且授權充分的法律,也包括行政機關應該建構規範密度充分的行政管制體系,和不同機關間應隨時隨地緊密聯繫溝通在內,高科技產業如此,石化產業更不例外。
   
試問:在這次高雄氣爆慘劇裡,除了廠商責任歸屬此一表面焦點外,我們是否看到了很多「政府應作為而不作為」的立法懈怠和行政疏漏?是否看到許多以「無法可管」或「不知情」之說嘗試鋸箭以自保的荒謬法律見解?當政府自承馬路下的石化管線複雜到連官員都搞不清,歷史久遠到連權利義務關係都難解時,人民該質問的是:既然如此,何以過去幾十年來政府卻「勇於忽略自己的無知」而進行都市規劃和產業擴張?何以本該保護人民生命財產權益的管制者,居然「勇於全然仰賴受管制的廠商所提供的片面資訊」來履行監督管理的職務?應承擔石化產業政策責任的中央政府,如今亡羊補牢之計,難道不是儘快提供高雄所需的救災和重建資源以贖罪於萬一?

難道打算繼續耽溺於「凡是看不見的就當作沒事所以才釀災」這種長期以來敷衍了事的管制文化嗎?主管石化產業的經濟部長對於氣爆事件本有政策責任,但辭職之際居然是以「不堪惡劣政治環境」為由,究竟置民主社會的課責於何地?
   
當高雄因被迫選擇特定產業、人為制度安排和科技運用判斷等因素而承受此次氣爆慘劇時,我們不該過度簡化地將這個典型的系統風險視為「例外」,以快速解決爭議和善後為由,有意無意地拋棄現行的法律歸責原則即可發揮的功能;否則政府官員很可能寄僥倖於事後的例外處理模式,無法從既定的歸責體系中獲得必要的警惕,累積處理系統風險的能力。

例如,當高雄市政府承認自己橫向聯繫出錯,是否構成其已「明知」有丙烯管線,而當天「應注意、能注意、而未注意」,便是現有的法律歸責原則可處理的爭議。又如市府官員事後自認「不撤離」是正確決定時,那麼,當天的通報運作和決策過程是否合乎災害防救法的要求,也可循政府資訊公開法的規定,由市政府主動公開詳盡的過程資訊和相關證據,讓人民知道市政府當天到底做了哪些關鍵的判斷和決定。

當現行法制處理系統風險衍生的法律爭議有所窮時,才有儘速補充規範漏洞的必要。這些是過去各民主先進國家的「災難法律學」累積結果,無甚高明之處,偏偏台灣雖多次歷經現代特有的重大災難,卻未學會如何面對系統風險,往往把究責的公共治理議題,硬是玩成了卸責的政治動員。
   
的確,「高雄的氣爆事件並不偶然」。政商聯手的產業政策,極容易衍生系統風險並帶來災難,是風險治理的基本知識,從石化到電子網通甚至生技產業,無一不然。因此,建立災難治理和災難法律學的基本思維,而非受惑於浮面的產業發展話語、成本效益分析數值甚至政治口水,是向政府課責的人民該學會的基本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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