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靜怡:「暴民」到底犯了什麼錯?

出版時間:2014/10/31 00:01
單純以發言者的隻字片語來證明「恐嚇危害公眾安全」,恐怕也是走在入人於罪的違憲邊緣。
單純以發言者的隻字片語來證明「恐嚇危害公眾安全」,恐怕也是走在入人於罪的違憲邊緣。

日前有民眾因為在政治候選人拜票場合身著「暴民」字樣T恤,遭到在場隨扈驅逐,而幾個月前因為鄭捷殺人事件影響,檢警也以「恐嚇危害公眾安全」為由,移送和偵辦在網路上發表帶有冒犯或威脅意味的言論者。試問,以衣著「自稱暴民」或「自嘲乃國家眼中的暴民」時,到底犯了什麼錯,必須在公共空間裡受到行動限制?所謂「恐嚇危害公眾安全」的範圍,是否無邊無際?「恐懼」向來是政客和統治者最擅長操弄的群眾情緒,然而,恐懼不該成為限制言論表達和資訊傳播的正當理由,則是任何生活在民主憲政國家裡的自由人都該有的基本素養。
   
具有「冒犯」、「威脅」和「恐嚇」意味的言論究竟該不該受到限制,有長遠的辯論歷史;911恐怖攻擊所引發的反恐戰爭,更帶來21世紀版的「自由」與「安全」辯論。基於言論自由的價值傳統,原則上禁止政府對言論採取「基於內容」的限制(content-based regulations),但是,對於蓄意威脅、煽動犯罪、與恐怖組織合謀的言論,甚至對特定族群發表攻擊言論者,是否該予以適度限制,其間涉及不斷較勁的價值與利益權衡,在各國言論自由判決史上,幾乎無處不在。

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為例,直到現在依然維持的基本立場,是認為具有煽動性質和冒犯而不近情理的言論雖然引發他人不安、悲傷甚至憤怒,還是應受言論自由保護,也從未改變「具有冒犯意味的言論不因其不受歡迎而受處罰」的標準。
   
同時,在「明顯而立即的危險」原則拘束下,若是政府未能證明言論具有立即威脅,那麼,法院就該判決其內容管制措施違憲無效。甚至,從確保民主憲政體制中各種訊息和言論可以自由流通,以協助人民在公私領域都可做成正確決策的角度來看,不同言論內容所表達的價值和理念,不管好壞真假,無論有害或有益,也都不應該予以差別待遇。在上述思維邏輯下,除非能夠證明言論已經對特定人構成「真實威脅」(true threat),否則,單純以發言者的隻字片語來證明「恐嚇危害公眾安全」,無視於其身份背景或發言情境,恐怕也是走在入人於罪的違憲邊緣。
   
至於類似身著「暴民」服飾的象徵性言論,也就是透過言語文字之外的表達方式,以特殊的服飾甚至肢體動作或行為等各種象徵,用以傳達意念和主張者,雖然具傳播影響力,甚至往往構成形式上的違法行為,例如焚燒政府徵兵文件,仍然屬於言論自由所保障的「以行為溝通想法」( communication of ideas by conduct )範疇內。公權力機關必須證明其具有重要的公共利益,才能禁止這些非屬言論元素的「表達行為」,否則即有違憲之虞。因此,在公共空間裡驅逐身著「暴民」字樣T恤民眾的作為,絕非憲法應容忍的作為。
   
總之,台灣的檢警和司法機關自己應該反省的是,雖然冒犯挑釁和威脅煽惑的言論並非沒有管制空間,但是,憲法可接受的管制程度何在,正是掌握公權力者應該自我劃界和約束之處。而司法者的任務,就是質問政府「發言的暴民到底犯了什麼錯」,要求政府證明所涉危險的「急迫性和嚴重程度」,限制政府對言論和資訊流通的過度干預。司法者在權衡過程中,應整體審視系爭言論出現的政治脈絡和社會情境,言論發表者或訊息傳播者的地位和影響力,以及其所能觸及的對象,畫出真實威脅的紅線,而非任意附和起訴者所主張的空泛公眾安全理由,才能免於使言論自由此一民主基本價值,淪為無邊恐懼下的犧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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