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惠林:還「教」於民

出版時間:2015/08/17 00:08

吳惠林/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反黑箱課綱」掀起的高中青年學子抗議教育部行動,還發生年輕生命殉道的不幸事件。這項行動凸顯出我國的學校教育操在教育部手中,雖然台灣的教育改革早已啟動,而1995年開始的轟轟烈烈「十年教改」就是以「自由化」為主軸,但很明顯的是功敗垂成,台灣的學校教育還是政府獨佔,權力牢牢地握政府手中。而且由政治黑手掌控,此刻正是我們重新思考「學校教育是誰的事?」之良機。

「學校」是獲致教育最有組織、最便利和最重要的場所,但到底學校應由公家或私人負責,卻有極大爭議。大致上,我們可由「外部性」(externality)或「鄰里效應」(neighborhood effect)的大小來判斷究應由公部門或私部門負責,外部性大者由政府負責是基本原則,因而外部性愈大的教育工作愈應由政府主其事就很明顯。那麼,教育的外部性到底有多大呢?恐怕根本不可能作精確測量;不過,我們卻可由「一般性」和「專業性」程度的大小作粗淺觀察。

這就像一個人所具備的技術,若愈能廣泛用於各種工作則外部性愈大(其專業性較小);如果只能用作某一特定工作或只能替某一個人或某一家廠商工作(專業性高),則外部性小。同理,學校教育也有類似特性,若粗分為中小學基礎教育和專上高等教育,可以明確得知,前者的外部性較大,後者較小。這裡所說的外部性係指一個人接受教育後,所發揮的效果是否只及於其本人,或是能廣被大眾。

基於這樣的理解,政府負責基礎教育,而私人籌辦高等教育,應是較為理想的方式。此外,程度愈高的教育,適合的對象會減少,但因其高報酬,花費的單位成本也較多,當事人就愈會「精挑細選」,由而「品質」也才能提升。如此,無法提供適當品質的學校就會遭到當事人唾棄。這種情事就是藉由市場競爭力量來求取「最高效率」境界,這也就是開放高等教育,讓私人興辦高等教育,再由受教育者負起督促的責任。這個時候,學校方面當會戰戰兢兢地經營,發展出某些特色,如聘任素質優良的師資,購買符合受教者需求的設備。當然,如何收費、如何排課、如何聘人等等都是校方的事情,而一切的行為是在迎合「消費者」——學生和家長的需求。

只要認為值得辦校者都可自由開辦,經營不善者也可自由退出,至於辦校目的,可以為「物質利益」,也可以為「理想」。在此情況下,政府若認為必須特別著重某些研究,也比較可以集中財力補助某個優良學校,或以獎學金、貸款等等方式資助貧困且有才智的個人進入高等學府;其實,學校為了吸引素質特優的人才來提高自身聲譽,也會利用各種籠絡手段以招徠家境貧困而質優者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一流大學可以出現,學用相符,市場供需均衡也可達成,高學歷高失業率的現象才可能消失,而基礎教育也可好好奠基。因此,教育應是全民的事,絕對不是政府一手獨攬的事務,而政府可以專責的基礎教育不可政治化,不可被政治勢力掌控,也應避免陷於意識形態為要!以往黨國教育的遺毒更應趁機從此徹底洗淨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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