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惠林:從翁啟惠想到弗利曼

出版時間:2016/04/11 00:13

中研院翁啟惠院長最近一段期間在浩鼎生技解盲事件中受到極大的非議,有些論者認為涉及「政治不正確」發言踩到地雷。一位現職美國舊金山科技公司CEO的鐵平先生,投書媒體舉了1962年諾貝爾生理醫學獎得主華生(James D. Watson)作為類比。

話說華生博士是最早發現DNA雙螺旋結構的科學家,除在研究機構任職外,也擔任藥廠董事,其身價被估計高達150億美元。最近十年間,因為「政治不正確」發言踩到地雷。

在一次與媒體的談話中,華生提到對非洲發展的不樂觀,因為外界的計畫總是錯誤假設不同人種的智能是一樣的,但研究上顯示並非如此…。這個「黑人智力比較低」的說法,引起軒然大波,華生被研究機構及企業董事會開除,他還曾把諾貝爾獎章拿出來拍賣。

翁院長是否如華生博士一樣的因「政治不正確」踩到地雷,本人不予置喙。倒是前中研院李遠哲院長因為公開涉入政治選邊站,被另一方的人士大加撻伐,甚至謾罵且將其專業也一併抹煞,卻歷歷在目。

另一起政治、意識型態衝擊專業的有名事件,則發生在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利曼(Milton Friedman)身上。

據知,自從1968年設立諾貝爾經濟學獎之後,弗利曼就一直是每年熱門的候選人,原因無他,無論是學術成就或者是對政策的影響力、甚至是知名度,弗利曼都是佼佼者,遲至該獎設立後近十年才獲頒,已經可說「太遲了!」為何會延宕這麼多年?因為涉及意識型態和政治問題,而1976年當他被宣布獲獎時,就抗議聲連連,而且還有好幾場示威行動呢!

既然弗利曼在經濟學術成就無人可否認,人們的抗議當然是為了別種原因啦!原來癥結是在其為智利「軍政府」出點子這件事上。話說1955~1964年,在美國國際開發總署經費贊助下,芝加哥大學經濟系與智利天主教大學有項交流協定,提供獎學金給智利人到芝大唸書,並派人到智利協助他們改進經濟系水準。這批智利學子學成回國開始推動自由市場經濟,他們就是歷史上有名的「芝加哥少年」(the Chicago Boys)。
1972年底,阿彥德政府將經濟搞到崩潰邊緣,終被皮諾契特將軍推翻而成立軍政權,當時這些芝加哥少年已擬就經濟復甦計畫,到1975年才獲得軍政府青睞。為了提升助力,弗利曼被邀赴智利作為期一週的公開演說及研討會,並會晤皮諾契特及提出改革建言。就在此時,弗利曼被宣佈獲頒諾貝爾獎,不滿的輿論於是接踵來到。

除了有四位諾貝爾醫學和化學及和平獎得主投書《紐約時報》外,智利流亡海外的人士當然也利用各種管道攻訐弗利曼,而頒獎地瑞典也抗議連連。總括而言,抗議者認為弗利曼縱使在經濟理論上有些成就,但他對實際政治的影響卻不應嘉獎的,尤其他當軍事獨裁者的顧問、幫軍人政權擬定經濟改革,更完全抹殺了得獎資格。

這個事件當然也凸顯出將政治立場和意識型態扯進學術專業領域,與華生博士事件對照,可知無論在何種領域,都逃不掉這樣的糾葛。應不應該、對或錯,恐怕永遠得不到一致的答案。不過,可以確定的是,軍事獨裁政權若想長期執政,就不可接受自由經濟藥方,否則經濟自由讓經濟改善後,很快地會衝擊政治自由,而獨裁政權也就瓦解了,此由智利經驗可得到印證,而台灣也是一例呢!如此一來,弗利曼不是也正可印證出是位具高瞻遠矚的「先知」人物嗎?他不但不是為虎作倀、幫助獨裁政權壓制人民,反而是藉力使力,瓦解戕害人權的獨裁政體呢!

弗利曼在1988年也曾赴中國與當時的總書記趙紫陽對談兩小時,推銷自由經濟理念。趙紫陽雖聽進去,但堅持在共黨最高權力主宰下進行,當然窒礙難行,而經濟自由誘發1989年六四學運。不幸坦克鎮壓,中國的政治自由胎死腹中,趙紫陽也被軟禁至死,令人不勝唏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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