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惠林:共享經濟這麼難嗎

出版時間:2016/06/06 00:08

吳惠林/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沒有蜜月期的新政府一上台,各部會首長就忙不迭地紛紛爭先恐後端出各種政策,一時之間牛肉滿天飛,還真讓人消化不良呢!大眾的反應不一,七嘴八舌褒貶都有。在這些琳琅滿目的政策中,教育部的「補貼企業提供實習及聘用方案」,也就是所謂的「31K實習案」,以及勞動部的「7天假還勞工」和「基本時薪擬由120元上調至126元」受到極大爭議。

關於「31K」,立即讓人想起「22K」這項被罵臭頭的政策,已經被證實失敗且不合宜的政策又被「新瓶裝舊酒」提了出來,著實讓人納悶不已。雖然教育部表示,該方案在上月3日向勞動部申請相關經費時,就被勞動部給否決,新政府上任後,尚未充分討論,目前並無8月方案上路的打算,但並沒有說不再提了。希望新政府果斷地斬掉該方案才是,理由應該不需要再重述、贅述啦!

至於勞動部的降工時升工資政策,勞工團體應會認同,但工商團體卻立即響起一片質疑聲,表示營運成本將增加,並認為「勞動部過度偏向勞工,缺工情形變嚴重,恐逼得國內企業出走」。
姑且不論政策果真實施後的利弊得失,這種政府干預勞動市場的政策就是典型的「經濟管制」,也就是「經濟自由的干預」,這不禁讓我想起已故的198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蒂格勒(George J. Stigler)教授,在1970年代撰寫的《論自由》一文,他寫道:「……如果我們要強迫一個22歲的典型美國青年表態,他會告訴我們,某些對於自由的侵犯是不可容忍的,但是,這些侵犯通常是來自政治和社會的範疇,而非來自經濟方面的。言論自由不應受威脅,少數民族也不應受到歧視。但對消費者的經濟管制卻沒有引起任何嚴重的抗議,而這位年輕人甚至準備接受更多的消費者管制。」

史蒂格勒只說美國青年不能忍受政治和社會方面的不自由,但卻獨獨對經濟方面的不自由甘之如飴。其實,所有的地球人應該都是這樣的,大家對於一般自由的被侵犯,都會激烈的要求政府趕緊去除,但對經濟活動或自由市場,卻往往呼求政府進場干預,尤其對「價格」更是如此,而勞動條件和勞動報酬的干預就是最典型的。因為人們認為勞資地位不對稱,而資方是強者,勞方是弱者,而強者會剝削弱者,因而需要政府維護公平正義,甚至以法令訂定勞動條件和價格,這是1920年庇古(A.C. Pigou)的《福利經濟學》出版以來就流行的觀念。

不過,令人納悶的是,勞資之間為何是衝突、對立的?我們不是都聽過「勞資在同一條船上」而「禍福與共」嗎?為何不能是分工合作彼此扶持呢?近年來「共享經濟」甚囂塵上,這是個很好的觀念,也是一條正確的路,值得大家努力宣揚並廣泛實現。

可是,在這個自私自利橫行,「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都已成座右銘的現時,好似不太可能實現。其實,台南的許文龍先生好早以前就成功做到了,他經營奇美就是「與員工共享」,為員工生計、家庭幸福設想。不但「早已主動」實施「周休二日」,還為員工配股,視員工為家人,根本沒有所謂低薪、勞資衝突問題,是標準的共享經濟。值得我們嚴肅思考的是:為何別人不學或學不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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