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惠林:工會罷工與個人自由

出版時間:2016/08/29 00:06

吳惠林╱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8月初傳出,華航有22名空服員未參與6月2日的罷工行動,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7月中召開會員代表大會做出除名決定。消息一出一片譁然,尤其執行總統出訪專機任務的10位華航空服員遭除名,更引發政治鬥爭的批評。撇開各種是非不談,本文擬就工會行使罷工權應不應該採通用的「少數服從多數」,即所謂的「多數決」以「強制」全體會員勞工一致性行動這一項根本課題來談。

一般同意一旦「多數」決定罷工之後,全體會員勞工必須一致行動,任何個人不得拒絕。近30年前的1987年,張清溪教授和已故的自由經濟前輩夏道平先生2位經濟學者曾就此課題針鋒相對,在罷工愈來愈普遍的現時,非常值得重現以供參酌。張教授認同一般看法,夏先生則主張:工會可以經多數會員的同意而決定罷工,但少數不同意的會員仍可不參加罷工。

夏先生請大家特別認清一個事實,那就是:多數決定罷工之後全體會員被強制一起行動這種做法演變到今天,其流弊之嚴重,已到了威脅現代文明的持續。原來,它是民主政治中一個最實用的權宜辦法,可是由於詭譎多端的政治花招,再輔之以科技發明的便利,使它愈來愈變成「假民主真暴政」最有效的手段。

關於這種情形,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大思想家海耶克(F. A. Hayek)在他的《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這本巨著的第三卷裏,講得很透徹,也講得語重心長。同時,美國公共選擇學派的大師、198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布坎南(J. M. Buchanan)對於這個問題也曾大絞腦汁想辦法補救。所以,這種流弊甚大的多數決,我們應盡可能,或應竭力避免採用。為保障將來工會的真正民主和其工人的個人自由,不讓工會成為假民主真暴政的團體,對於工會罷工權的行使,尤其要持「工會可以經多數會員的同意而決定罷工,但少數不同意的會員仍可不參加罷工」這個主張。

對於張清溪教授說:「工人可以自由決定的是入會或不入會,而不是入會後工會決定罷工時,個人仍擁有自由行動權。」以及:「只要工會在章程中明定少數服從多數的基本行為準則,則勞工自由入會就表示願意接受這個行為模式。」夏先生說這番話沒有錯,但這只涉及工會章程的問題。如果新的《工會法》接受他的主張,則工會章程就不能把多數決當作罷工行為的準則。那時,張教授的這番話就站不住腳了。

至於工會罷工,如果少數會員拒絕遵守,會出現的「搭便車」問題。假設罷工的結果真是有利的(如工資提高),因而未罷工者坐享其利,成為「搭便車者」,也沒有什麼不可以。因為「坐」享其利者,並未「分掉」罷工者所可享有的利而使他們受損。

同時,我們也想不出,如果採用多數決就可使每個罷工者所負擔的成本減少。因此,做為第三者的我們所能提出的主張,只有在兩個之間選擇其一:一是若不對不罷工的少數工人懲罰,只是有利,但對罷工的多數工人無損;一是傷害到那少數工人,但無益於那多數。

面對這種情形,就社會福利來講,我們該選擇哪一主張,可不待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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