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惠林:返還亞當史密斯的經濟成長政策

出版時間:2017/03/06 00:10

吳惠林/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脫貧一直是人類大課題,如何脫離馬爾薩斯的「貧窮陷阱」更是經濟發展或成長學科的大哉問。工業革命後許多地方的經濟成長有輝煌成就,自二次大戰結束以來,現代經濟成長成為一門顯學。先探討「經濟如何起飛?」接著探索「如何持續成長?」而諾貝爾經濟學獎也好幾次頒給經濟發展學者和經濟成長學者。
 
在經濟起飛研究上,197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路易斯(A. Lewis,1915~1991)認為一國平均儲蓄傾向須高達12%以上,才能達經濟起飛程度,而已故的蔣碩傑院士更以嚴謹數理分析得到經濟起飛條件,亦即一國平均儲蓄傾向(儲蓄佔總所得比率)須大於(資本佔總所得比率)和人口成長率的乘積,他也以實際資料得到台灣經濟起飛是在1963年。
 
經濟一旦通過起飛點就得以「自力成長」,好比飛機起飛後就能在空中飛翔。而亞洲四小龍經濟成長模式也得到世人肯定並被模仿,所謂「經濟自由化和出口導向政策」可作為簡單含括。
 
在經濟成長理論上,最有名的當屬「新古典成長模型」,代表人物是198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梭羅(R. M. Solow)。但精緻的新古典成長模型,在應用時常與實際現象不合。在每人所得有個靜止的長期穩定均衡方面,與我們熟知的,許多國家有連續成長100年以上的每人所得之事實不合;另一方面,新古典成長模型推論出,技術與偏好相同的國家,每人所得會逐漸接近;這與世界銀行1984年的研究和顧志耐(S. Kuznets,197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研究都有違,事實上,貧富國家間成長差距是在拉大。
 
成長模式和政府政策應當如何?當1980年代蘇聯和東歐,以及中國都不約而同放棄共產體制、朝自由經濟之路發展,且經濟成長取得重大成果後,所謂新興國家就如雨後春筍湧現,甚至成長成就凌駕先進國家,於是發展或成長模式應當如何,成熱門課題,特別是中國放權讓利、漸進改革方式被推崇,而「休克或震盪療法」與漸進開放孰優的論辯,以及「後發優勢」和「後發劣勢」的爭論更方興未艾,其中,「制度變革」是主角,如何平穩過渡和「永續發展」一直是熱門話題。
 
政府角色和政策應如何更是中心課題。中國經濟成長模式是被探討的熱門案例,經30多年快速成長,中國經濟是否到了崩潰的時候?是不是仍像蘇聯1930和1950年代一樣曇花一現?
 
最近寫作《亞當.史密斯》一書,重溫並廣泛閱讀文獻,而後再消化、咀嚼且深思後,竟返還「簡單」、「明確」結論:「千規律、萬規律,只有市場規律這一條」,而「善用資源、惜用資源」、「和諧分工合作」,讓「天生我才必有用」發揮作用,人人抱持「同理心」、「同情心」盡責,而在「自助、互助、人助、天助」下「永續發展」所呈現的「代代相傳」、「明天會更好」就得以實現。
 
要知道,史密斯在1759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論》才是根本,而《原富》則探索財富本質,以及如何促進財富增長,典型的探討「經濟成長」課題。我們實在有必要回歸亞當史密斯,好好返本歸真向史密斯挖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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