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專欄 :中國為甚麼沒有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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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時間:2017/12/20 09:00
中國因薩德問題要抵制韓國,一下子又要跟韓國重修舊好,不知民眾會不會困惑。圖為韓國總統文在寅首次訪中,14
日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左)抵達北京人民大會堂。美聯社
中國因薩德問題要抵制韓國,一下子又要跟韓國重修舊好,不知民眾會不會困惑。圖為韓國總統文在寅首次訪中,14 日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左)抵達北京人民大會堂。美聯社

做中國的外交部長,是一份最難的差事,也是一份最容易的差事。說它容易,是因為中國挾持著龐大的外匯儲備,用金錢在國際社會從事外交活動,幾乎可以說是戰無不勝。畢竟,沒有一個政府對金錢有仇恨的。手裡有錢的外交部長,辦起事情來當然方便。可是,它也是一份最難的差事。這個道理也很簡單:用錢買來的朋友不太可能成為真永遠的心的朋友,說變臉就會變臉,你還要不斷地用金錢去維繫這虛假的友誼,還要隨時提心吊膽它會因為要不到好處而翻臉。這一點,臺灣的外交部一定心有戚戚焉,而中國的外交部又何嘗不是感同身受呢?
 
所以,中國在國際社會的處境就是;表面上到處受到歡迎,實際上沒有一個真正的朋友。這樣的處境下,沒有人能當一個受人尊敬的中國外交部長。
 
而跟臺灣不同的是,在中國,有一個比用金錢換朋友導致的外交窘境更嚴重的問題,那就是:中國本身的體制,內在地在民眾中灌輸仇恨意識,導致國人習慣性地把大部分國家當成敵人。在這樣的國度,一個外交部長,只能選擇立場強硬,否則很難對內做出交待。老實講,這才真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這讓我想起著名美國記者Peter Hessler(何偉)在他的《消失的江城》一書中記錄的一則真實的故事:何偉曾經在小城涪陵的一個學校教授英文,因而跟中國的小粉紅世代有直接的互動,而最有趣的互動是有一次他與一個學生王雪松的對話:
 
「有一次,我問王雪松,誰是中國的敵人。我們的這一段交談是我在涪陵比較值得回味的一次交談。“英國”,他立即回答。“為甚麼?”“因為鴉片戰爭,他們從我們中國偷走了香港”。我問他,除了英國,中國還有其他的敵人嗎?他再度立即回答:“日本,因為他們發動南京大屠殺。”“還有呢?”“葡萄牙。”我問他為甚麼,這一次他得想一會兒。“因為他們拿走了廣州。”我不理會這個錯誤,只假定他想說的是澳門。我再問他一個問題:“誰是中國的朋友?”他皺皺眉,把頭歪向一邊,最後,他聳聳肩說:“我不知道。”」
  
看到這段,我真是大笑出來。因為何偉的反問實在是太犀利了,而且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這個反問點出了中國外交最大的困境,那就是:沒有朋友。而這個困境,很大程度上是中國自己的教育導致的:中國的所謂愛國主義教育,基本上就是仇恨教育,只告訴你誰是敵人,但很少能說得清誰是朋友。不斷地渲染百年以來飽受西方列強的侵略和羞辱,使得人民學會懷疑,仇恨,防範和敵視,民族主義確實是被成功建設構出來了,但是也給自己挖了陷阱。
  
最近中日雙方政府高層決定要讓兩國關係回溫,但是中國政府有沒有想過前幾年在反日浪潮中走上街頭呼籲佔領釣魚島的中國民眾的想法?中國的歷史教育一直情調中國與北韓的血濃於水的感情,結果金正恩的核武器成為東北地區安全帶的隱憂,政府能說得清楚好朋友是怎樣變成大魔頭的嗎?娛樂文化的韓流在中國盛極一時,小粉紅一代基本上是在韓國流行音樂和電視劇中長大的,結果一下子因為薩德問題要抵制韓國,一下子又要跟韓國重修舊好,大家也可以去濟州島旅行了。即使是頭腦最簡單的愛國憤青,難道不會對當局的決策感到困惑嗎?
  
所以,如果中國人真的覺得自己在國際社會沒有朋友,那,也是中國自己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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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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