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察官林達:錯誤的司改,比貪污更可怕

出版時間:2019/03/20 09:02

林達/台北地檢署檢察官、司改國是會議委員
 
最近司改突然大轉彎,在政治角力下,創造出舉世唯一的「拼裝陪審制」。這個錯誤的司改,比貪污還可怕。連日來,有學者、檢察官、法官、律師接連投書,呼籲阻止這個破洞百出、毫無道理的拼裝制度。但看起來,政黨協商通過的可能性還在持續升高,令人憂心。
 
這個荒謬的「拼裝陪審制」,與人民期待的司法正義,完全是背道而馳的。原本司法改革的啟動,是認為法官「恐龍」,輕縱罪犯。尤其近年來,殺人犯沒判死刑,性侵和酒駕判太輕,人民發出怒吼要法官重判;因為法官不願意重判,那就應該人民自己來判,才能彰顯正義,所以才開始推動人民參審。
 
由於人民期待正義,希望重懲犯罪,司改的設計方向,就應該符合民心:杜絕輕判、防止輕縱。但新制度的設計者,不知道是有心還是無意,內餡竟然相反,要判有罪比現在制度更難,重判更是難上加難。
 
以權貴犯罪為例,高度複雜的金融背信,工程專業的採購弊案,在新制度設計下,八位陪審員被隔離不准接觸法官,要判有罪的話,要八位素人自己先達成一致決議,這才拿到第一階段的有罪通關卡;然後,要再由三位職業法官進行第二階段評議,要他們認為有罪才有罪;如果遇到「恐龍法官」,認為應該無罪,那還是無罪。也就是說「拼裝陪審制」下,「恐龍法官」的現象沒有消除,且民眾對膽敢否決民意的「恐龍法官」更加憤怒,比現在制度更加不滿,更不信賴。
 
更妙的是,新制度還多提供一道無罪的機會,八位陪審員一致決也可以直接宣判無罪,這是目前制度所無的機制:如果陪審員一致決定無罪,就全案無罪了,這時就不給法官複審;「正義的法官」即使非常熟悉金融、工程或採購專業,懷疑被告扯謊欺騙陪審員,也束手無策,只能坐視全案無罪。總之,比起現制,被告多獲得一個無罪機會。
 
這還不夠,如果第一階段八位陪審員難以理解複雜卷證,難以達成一致決,就必須解散,另外重組一個新的陪審團,全案重審再跑一遍,辯護律師團當然又可以再來一回。愈重大、愈複雜的金融、工程弊案,愈難達成一致決,重組再開審理的次數可能愈多,訴訟就可以拖得愈久,愈難實現正義。提醒國人,我國還有一部神奇的《刑事妥訴審判法》,只要一審審理超過八年,被告就自動減刑一半。
 
姑且不論此制度好壞,只說跟現制相比,新制度要有罪或重判,是更困難、更多關卡了,這顯然不是司改原意。請問這是原本民意想要的正義嗎?這個怪誕的拼裝四不像,複雜得讓人看不懂,整部設計若不經過拆解,哪裡看得出其中貓膩?這兩天政策突然大轉彎,若不經媒體披露,恐怕很快就要政黨協商然後通過,到底是怎麼回事?是有人藉民意之激昂,行其所欲為實嗎?
 
正確的司改方向,是要能解決人民不滿法官輕判的問題。具體之道,是新增「量刑辯論程序」,這才是正辦。目前制度下,合議庭如何量刑諱莫如深,外界無從窺知。法官宣判有罪當天,同時宣布刑度,一旦刑度不如外界預期,輿論錯愕四海譁然。
 
其實,有罪是一回事,量刑又是另一回事,本來就該兩道程序。就我所知,日本的判決都會用一定的篇幅,具體說明為何如此量刑度,輿論和社會大眾也都可以從判決書上看到,對法官的誤會就少,信賴就比較高。我國刑事審判一向專注有罪、無罪,致力於全有、全無之零和,忽略量刑的科學與專業,更缺乏跟社會大眾溝通量刑理由的管道,這才是司法和人民產生嚴重落差的重要因素。
 
新增「量刑辯論程序」,可以讓量刑準則明確化、量刑程序透明化,甚至可以提高量刑。新增這個程序下,法官在宣判有罪以後,就由檢察官和辯護律師對刑度進行辯論。檢察官可以具體求刑,被告和辯護律師則可以在已知自身有罪的情形下,積極主張自身合理的刑度(目前都是一律做無罪答辯,不敢放膽說出刑度怕變成認罪),被害人也可以在這個階段表達意見(甚至開始談和解),透過公開法庭的辯論和調查,法官可以從中做出裁決,輿論和記者也可以看到整個量刑的因子和脈絡。這比起制定抽象的量刑準則,更具體有效且更能提升我國量刑實證的進步。
 
錯誤的司改,比貪污更嚴重,會影響一整代人。正確的司改,才能解決人民不滿。我建議,仿效美日等國刑事司法精神,新增「量刑辯論程序」,既能保障人權,也更容易,更便宜,且更有效。若真的要趕出司改政績,這只要在《刑事訴訟法》增訂幾條就好,懇請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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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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